奇客资讯 | 湖南为打击腐败限制婚礼人数

湖南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11月1日正式实施,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婚丧喜庆宴请流程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如“除婚礼、葬礼外,其他喜庆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外人员参加”,“婚礼宴请人数一般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宴请人数不得超过300人(30桌)”,“葬礼应从严控制规模”。根据《暂行规定》,该规定的监督实施主要靠内部自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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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人污蔑台灣魚民


















為什麼韓國人總是如此惡劣對待台灣人呢?而台灣人還是用了多少韓國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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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0FB9GGW7TdE&feature=youtube_gdata

南华早报 | 中国的“资金黑洞”

shadowbanking

中国不良贷款覆盖率自2007年稳定上涨,反映当局或许正为部分潜在违约做准备。



国家审计署预计将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公布地方政府债务报告。预计报告将揭露地方政府隐藏的问题,而由于最近几年中国债务积累太快,以致市场极为关注中国整体信贷风险。那么,中国的「债务炸弹」是快要爆炸了吗?


中国系统性风险日益加剧。据估计中国偿债率很高,足以引发金融危机,导致一些分析师认为问题即将爆发。但也许不至如此。由于中国不具有触发金融危机的因素,中国的债务问题尚不足以致命。中国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覆盖率很高,有助中国艰难进行去杠杆化,并通过缓慢有序的债务违约,打破政府隐性担保政策。为免发生系统性崩溃,中国在中期内仍将限制资本账户开放,并选择性地实行宽容性监管。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滞后于信贷增长率,两者间的差距自2011年末以来一直扩大,显示持续增长的债务一直支撑着中国资产以产生收入,而所产生的收入不足以偿还债务。债务融资的边际效率逐渐减弱,催生了「资金黑洞」。一些分析师指出,中国负债持续增长,资金黑洞最终将导致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以前曾出现过资金黑洞。过去15年期间,有三次信贷增长大幅超过GDP增长。那么,为何此次要如此大惊小怪呢?这是因为以前这些情况,是中央政府有意实施扩张的货币政策,由此推动了信贷狂潮。1998-1999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2001年美国IT业泡沫破裂,2008-2009年经济大萧条,中国经济受到这些外部冲击的影响,中央政府因而下令银行实施无差别贷款,以挽救经济。


不过,这次始于2012年的资金黑洞并非由政策推动,而是影子银行活动所致,并非银行信贷。处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其放贷推动整体流动性自2009年以来持续上涨,令中国债务增长迅速,情况引起国际关注。国际清算银行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便指出了这一情况。


国际清算银行发现,当一个经济体的私营企业偿债率快速上升至全年GDP的25%以上,金融危机将随之而来。例如1991-1992年的芬兰、1997-1998年的韩国、1990年初及2007-2008年的英美。这些国家后来都爆发严重的经济衰退。令人担心的是,据我估计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偿债率超过全年GDP的35%。


不过,将中国如今的情况与其他爆发经济危机的国家相比,目前是不合适的,因为在他国引发经济危机的因素是金融自由化、沉重的外债负担及开放的资本账户。这些因素在中国都不存在。芬兰、韩国及英美在金融危机爆发几年前,都积极解除本国资本市场、银行业及外汇市场的管制,而且都拥有开放的资本账户,一旦外国投资者失去信心大幅撤资,不断上涨的负债就会令经济大受打击。


中国的金融系统及资本账户仍是封闭的,几乎所有债务都是内债,因此面临金融压力时,中国不会受制于外国债主。还有一个关键:包括本人在内所有对中国偿债率的估计,都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即没有债务到期后不会进入展期。但中央政府一直实施内债展期,尤其是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所借的贷款。在封闭资本账户下的债务展期,仍是阻止债务危机爆发的有效手段。


如果中国毫无解决措施,势将爆发危机。但情况并非如此。尽管过程缓慢,但中国领导层仍致力推动规管及结构改革,以助国家减轻债务负担。在经济增长周期性下降时,中国领导层对经济增长放缓采取容忍态度,并反对实施无差别货币扩张,这与过去的救市模式大相径庭。对于影子银行问题,中国领导层推出一系列新规管,限制银行借贷予地方政府融资工具,限制信托公司贷款予地方政府,并限制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从事理财产品业务。


考虑到中国金融系统僵硬且严重扭曲,中国仅能缓慢地去杠杆化。由于维持系统性稳定的成本很高,中国在中期仍将实施护大政策,并选择性地实行宽容性监管。而随着中国逐渐打破政府隐性担保政策,类似信托公司及发行影子银行产品的小型金融机构,当局在未来几年或许会任由其倒闭。但由于系统性问题,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工具及大型金融机构不太可能出现违约。中央政府必须在经济稳定及结构改革之间达成平衡。


的确,中国的系统性风险正在加剧,但仍不足以致命,且中央政府已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包括企业、家庭及政府)低于其它许多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覆盖率很高,轻易便吸收一些潜在违约。据银行数据显示,银行的不良贷款覆盖率平均约为300%。远高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0%。欧洲的银行最近几年一直致力解决其庞大的金融压力,但即使如此这些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覆盖率自2008年仅上升约100%。


市场普遍担心银行股权消失,但除非出现某些金融灾难,这种情况发生的机率很低。必须注意到,中国不良贷款覆盖率自2007年稳定上涨,反映当局或许正为部分潜在违约做准备。如果这反映政策从扭曲信贷风险定价的隐性担保,转向规范资本定价的市场力量,在结构上是积极的转变。


罗念慈,法国巴黎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高级策略师,着有《The Renminbi Rises: Myths, Hypes & Realities of RMB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Reforms in the Post-Crisis World》(人民币崛起: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及改革的谜团、炒作及现实)一书,2013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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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的转轨

“这代人的共性,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我是“有家才有国”


南方周末:你所代表这一代人,生于1950年前后红色家庭出身、经历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想法,还是已经产生了分歧?


任志强:我们这一代人,在国有企业做事的比例很大,真正做个体、做私营企业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时不允许有私营企业。具体到我们这个圈子的、大院里的人,多数还是在政府机关和国有单位,从商的大多数也是从国有企业进入的。


毫无疑问,这代人的共性,是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考虑得更多一些,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儿忙活,都是在考虑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区别可能是,孔丹更多的是“有国才有家”,秦晓还有我,更多的是“有家才有国”。


8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批人,更多在考虑“小家”,考虑社会和大时代的东西少一点。比如,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做公益的比例比较高,年轻人的比例就比较低。有些人反驳说那是因为年轻人还没钱,我要说的是公益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不愿意,有没有认识到公益的价值。


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大家心目中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一样。实践已经证明,马列主义里面像“剥削”这样理论,现在已经不适合了,所以大家争论的是马克思那些过时的东西。秦晓(原招商局集团主席)跟孔丹(原中信集团董事长),他们的分歧,是用什么样的路径去实现共产主义。


南方周末:但是你和秦晓都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两者不冲突吗?


任志强:最一开始我可不相信市场经济,或者说最初我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市场。“文革”之后我们开始有反思有怀疑,再后来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大量引进国外的经济建设方面的书籍,我们才开始去寻找,慢慢地发现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


怎么会冲突?一个是理想,一个是信仰,信仰和理想是两回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信仰不是,好比人们信仰上帝但是谁也没有见过上帝一样。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你还能造一个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但是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还是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实现物质极大丰富,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清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平均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搞。几十代人是什么概念?孔子到现在也才74代。


南方周末:你和秦晓等等,是你们那一代人那一个圈子中的少数派么?


任志强:我不认为是,我认为我们是这一代人里的多数人,只是媒体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一代人里的大多数人。我随便就能举几个例子,比如衣锡群(原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比如何迪(博源基金会总干事、瑞银中国原副主席),我是因为行业和性格特殊一些,被媒体关注多一些而已。


南方周末:你们这批“多数人”,比如你书中就曾记录,去给“文革”中你押送过的“反革命”道歉,这个心理过程是怎样的?


任志强:我们跟很多人道过歉,只是觉得从良心上来说,我们该这么去做。实际上大家很多人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大概是在(北京市35中)70年校庆的时候吧,大家回到学校后,都在做这个事,“老师,对不起,当年我们……”很多学生,很多老师,大家在一起互相道歉。当时的高年级学生做得更过分一些,他们押送,我们围观,但即使围观你也应该说声对不起。


“不和才有多元, 多元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给“反革命”道歉,是一种反省,一种怀疑,这种转变是何时开始的?


任志强:应该说当时就开始了。因为很快我们的父母被打倒了,工人阶级造反队就开始出来了。红卫兵时代,真正加起来,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初就没有了,销声匿迹了。


先是我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被打倒,紧接着我们这一群人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班级50多个人,大概有将近40个人的父母受到影响,不管是官大官小。父母受到影响以后,整个班里的情绪就不一样了,都成了被打倒的人了,还能进入四三派、四四派?


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刚上来两个人,过两天又被打倒了;陶铸上来了,很快陶铸也被打倒了。我们就在怀疑:到底是对还是错?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怀疑了。


南方周末:怀疑不是领悟。你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上世纪90年代华远和华润的合资、上市、路演。那段历程对你现在的思想是否有决定性影响?


任志强:是有影响的。走过那一段历程,看过资本主义的很多金融工具之后,强烈的感受是我们太落后了,有太多非市场的东西了。而我们金融市场和整个经济的落后根源还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如果我们的市场更开放一些,中国这么大一个内需市场,怎么会变成需要依靠投资拉动等等。


南方周末:这个制度单指经济体制层面,还是包括了政治体制?


任志强:经济体制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体制。我微博里面写到过,很多人问,取消粮票背后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一定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是一个表象。


表面上不触及政治体制的,不等于实际上不触及。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制开始的,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所以那些最初的参与者才要按手印。后来这项改革推动了法律的变革,1982年修改法律允许了土地承包制。


我们现在争论企业家要不要“在商言商”,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如果我们是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话,企业家根本用不着谈政治。


美联储主席是四百多个企业家联名向总统提名的,这是关心政治还是关心经济?他们认为这个人做美联储主席的话,可能对经济制度更好。他有表达渠道,有这种表达渠道的话,大家也就不需要谈政治了。


南方周末:这些转变,是你现在做金融博物馆以及书院的思想基础吗?感觉你做这项公益活动的目的是唤醒,唤醒什么?


任志强:“读书”这件事的确也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的时候不准我们读书,所以对书有一个特殊的渴望。再进一步讲,当时我们只看见镜子光面,没有看到镜子反射出来另外一面东西,我们不希望现在仍然如此。中国这个社会缺少的是把真实东西展示给民众,比如“文革”时掩盖了很多真实的东西,所以金融博物馆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一个存在。


我们是要唤醒,唤醒“独立思考”。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我们不去判断对错,你自己来判断,这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多元,你们可能认为多元和共和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多元最终可以不和,共和最后还是要达到“和”,不同的意见求同存异。


你会看到,邀请到书院来讲的嘉宾,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思想一致;甚至有时候坐在台上两位嘉宾的思想也不一致,比如陈志武和许知远同台的那次。我们是挑起战斗的,就是要不和,不和才有多元,多元才能有想法,才能独立思考。


南方周末:你和王巍在做的书院,是在更广泛地影响民众,秦晓在做“博源基金会”这种智库,通过影响上层决策来实现制度变革,怎么理解你们这两种不同的做法和路径?


任志强:你说得对,不过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渠道,我参与的“50人论坛”就是专门做政府智库,有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可能会在那里说,并且不完全对社会公开。


推动体制变革有两种不同工具和方式,相比较而言,我现在更担心整个社会的、民众的想法。如果仅仅在圈子和少数人之间讨论,然后推行,同时没有唤醒民众,可能会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便“50人论坛”或者“博源基金会”提出一个好的改革政策,如果让民众产生了误解,一个好的改革措施就会产生不好的反作用。


公益推动改革


南方周末: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许多人在问,改革的动力在哪?你怎么看?


任志强: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吴敬琏老师今年的演讲也都在表达这层意思。在不动体制的前提下,可以改动的部分都已经改得差不多了,快要撞到南墙上了,改革红利的空间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改革下一步的动力,从中国来说,目前还是以危机为主。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是危机倒逼机制而形成改革。从经济制度上来说,就是实行不实行更彻底的市场化的问题,否则下一步的危机就该连续爆发了。比如民营经济的财产权利得不到保护,企业家都移民了,怎么办?经济增速7%就叫底线了,要是突破底线变成5%怎么办?危机感之下,我们乐观地讲,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问题了。


南方周末:中国不少企业家做公益做慈善,是赚了钱之后求心安,你是出于什么层面的考虑?


任志强:我怎么可能是求心安?人们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想做公益,那是因为他们想改造这个社会。公益很多时候是要弥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无法完成或不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这在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我们对公益的认识也是从被动地接受国家的安排慢慢转化过来的。先是明白靠雷锋是不行的;然后慢慢的以企业为单位去奉献爱心,有些企业甚至最初可能就是政府分派的任务;慢慢到现在,才进一步从企业脱胎出来,完全转变成社会活动,几百个企业上万个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比如壹基金,比如阿拉善。人们认识到要想这个社会更加美好,必须有更多的公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南方周末:这是另外一种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吗?或者说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不单单要靠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也需要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的力量。


任志强:其实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本来是应该通过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来实现的,但政府服务有空白,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去填补空白作出改变,这就需要公益性的社会组织来作出突破,有需要的话最终再得到政府、法律或制度的认可。


小额信贷就是如此,尤努斯做的就是政府没有动力去做的事情,但他最终获得诺贝尔奖,推动了小额信贷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环保也是类似的方式,三江源保护就是通过民间组织的强烈抗议,推动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公益,事实上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推动体制的改革。


南方周末:这些年来,你所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有效果吗?


任志强:有很大的效果。比如,很多人在复制“书院”和“读书会”的模式,这就是最大的效果。我知道在很多城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和我们一样组织这种活动。如果做来做去还是只有我们一家,没有人复制扩大,说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什么人都没有叫醒。现在,起码我们叫醒了一些人,他们正在叫醒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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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读 | 任志强说:“你们说的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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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说:“你们说的都不对”


任志强可能是永远不会微笑寒暄的冷面受访者。有位海外媒体主编回忆初见任志强时说:“他不正眼看我,这是男人的一种羞涩。”


他多数时间低头盯着右下方—一台笔记本电脑,手肘撑在桌子上挡住脸。然后以冰冷的语调回答提问。在接受《壹读》采访的几个小时里大多如此。


第一次采访之后,壹读记者又进行了补充采访,任志强更是几度不快,“怎么问这样的问题?!”“×××就是个××,×××,为什么把我们放一起说?”“他不值得我去讨论!”但不快之后,还是回答了“所有问题”。


回头看采访记录:在他这里,没有所谓敏感和不敏感的问题;在他这里,充满自信以及“我看不起他们”;在他这里,他把自己和媒体的关系定义为:我们,你们—“我们”都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尤其是央视为代表的“官媒”。


我们多少知道任志强的处事风格,加上这些年一直是他言论和作品的消费者,所以对他的表现并不吃惊—他就是这个样子,果然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的意思是,他是一个藏不住话的人。


该批评的时候毫不留情,该赞美的时候有些吝啬,对政治人物,也毫不掩饰他的尖锐。


过去十年,他一度千夫所指,但自2008年之后,尤其有了微博,声誉迅速改善,跃升为“大众情人”。


之所以有这种变化,除了他对中国经济走势做了诸多现在看来准确的判断外,还在于他“在商言商”之外的表现:总是不吝啬对体制的批评。他说,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以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得更好,就是爱国。


一定意义上,他改善了地产商在这个国家的形象,他也用不间断的阐述,向社会各界供给市场经济的常识。“常识”稀缺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以下是《壹读》对任志强的采访,他回答了所有的提问,我们尽最大可能全文发表。他谈了事,也谈了人,谈了王岐山、俞正声、汪光焘等政治领导人,谈了自己,谈了王石,谈了冯仑,谈了小潘,谈了媒体,谈了“公知”,谈了父母……“被迫”谈了胡锡进和司马南。


有人说我为了出名才出书,有病吧


Q:“野心优雅”对你的形容准确吗?


A:我不喜欢这个标题,我想用《男人的肩膀》,和出版社讨论了好多次,但他们坚持用这个名字。出版社的力量比我大啊,人家们说不用这个标题,就不给我出版了。这个标题,小潘(潘石屹)他们没一个说好的,只有不认识我的才说好。


Q:在意销售吗?


A:这本书没怎么签售也没怎么宣传,卖得还不错。重要的不是要把它作为畅销书卖,我的角色是传播一个“你认为需要,它就有用,你认为它是一个八卦,你就可以不看”的东西。有人说出书是为了扩大影响,我根本不需要。


Q:那为什么要出书?


A:有人说我为了出名才出书,有病吧!我出书也不是第一本了。就像前美联储主席鲍尔森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已经和出名或收入没关系了,书稿费再高也不会比在高盛当总经理的收入高。所以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很多历史记录下来,或告诉社会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赚多少钱。


Q:在你身上,企业家和公知,哪个成分更多?


A: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坐在屋子里的研究者和我们这些实践者差得很远。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总是对的,他们总是错的。


不要把我和公知联系在一起。只是媒体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万能的工具。大部分的媒体需要我当“大炮”的时候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的时候我就是公知,需要我当预言家的时候我就是预言家,需要引起仇恨的时候我就是被仇恨的人,把我当万能的猴耍。


Q:那你不在意?


A:媒体过去很在意“官媒”之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像最早的时候,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就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我就说:“我不去,要采访到我这儿来”。芮成钢采访也得到我的办公室来。


我和媒体的关系早就颠倒了,媒体想利用我的时候,我不一定要利用它,不但不需要它,还经常看不起它们,我一个微博的力量可能要比十个媒体的力量还要大。


“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


Q:柳传志之前提过要“在商言商”,而你不是?


A:我们私下讨论的还是政。商人要谈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能让商人生存的环境,这是制度改革,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打破旧制度,比如说大锅饭的问题、让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取消粮票是商吗?是政。


所以,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我和柳传志争论过很多次,柳传志是自我保护。那句话不代表他的真实意思,他只是告诉大家,在商言商会少点麻烦,但根子里他可不是在商言商的人。


所以,你们揪着在商言商的说法是不对的。段钢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在商言商”谈的很多还是“改革”。如果谈改革,就不是商了,任何一个改革,一定是政治体系背后的一种改革。


Q:你怎么看商人的“行贿”?


A:有时候为了生存,有些企业家不得不去换取,但不要以为行贿是商人主动或愿意的,而且行贿未必就是邪恶的。抗日战争时,我们为了抗日部队过日本人的关卡,是不是也得塞钱?你能说给日本人行贿是罪恶吗?不是,它是换取更高尚目的的一种手段。即使从法律上说是不好的,但不等于是罪恶。


Q:那需要检讨的是什么?


A:要检讨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机制合理,怎么会这样啊?官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商人怎么办?如果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哪有这么多违法?


如果机制出现缺陷,人们就被逼着走歪门邪道了。比如,我们怎么会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还需要人们通过离婚去满足买房的需求?说明有些政策太糟糕了,这种政策要是太多,国家就危险啦。


王石从哈佛回来以后,言论和以前差别非常大


Q:王石说他从不行贿,不是“装纯”?


A:他说不行贿,我觉得是说“我不行”,但不等于底下的人不行贿。万科被判刑、被抓起来的人比我们公司多得多了。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东西多了,所以他现在才说“我不行贿”,所以他才加强管理。


Q:在你的书里,提到王石的时候,感觉不像冯仑和小潘那么亲切?


A:所有人都会认为我们是朋友。我们在公益领域的观点完全一致。


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大家都骂王石“让员工只捐10块钱”的事儿,王石当时的压力很大,后来追加到捐一个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其实我们最开始说要以四个基金会为名义发起捐款,因为我们不知道地震死了多少人。地震是下午两点多发生的,我们三点多就通电话,五点多开始行动,还要怎样?用钱和数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个错误。你现在都可以查,我当年是帮王石说话的。


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我认为超能力的爬山是种脑残的做法。你愿意去爬山就爬山,愿意游泳你就游泳,但一定要鼓吹或者强调,就不好了。


Q:王石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像在微博上他说,对当年重庆发生的一些事“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是懦弱错误的行为”。而他以前是不涉及这些言论的,你怎么看他的转变?


A:我觉得王石从哈佛回来以后,言论和以前差别非常大。过去他很少转我的微博,但现在转了很多。我过去也基本上不看他的微博,他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但从哈佛回来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有两个王石:一个是哈佛前的王石,一个是从哈佛回来后的王石。以前那个王石,就是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但从哈佛回来以后,他也开始检讨自己过去很多话没有说是错的。


Q:哈佛前的王石和你有很多观点上的不同?


你们不是这个圈子的,不知道。王石私下里经常说:“我不是任志强,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而我们是‘私生子’,不能随便批评政府”。就是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


Q:为什么有这种变化?


A:他当年受过打击,那些打击对他可能有些影响。在哈佛可能受了良好教育,一下子变开放了,也可能因为从日常事务中抽身变超脱了。背后还有什么不知道,反正哈佛前后是两个王石。


Q:王石说的“干儿子、亲儿子、私生子”没有道理吗?


A:没道理。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对他的保护也很不错啊,如果不保护,当年那次牢狱之灾后,他可能彻底没戏了。有些东西他心里应该清楚,没有这样一个老丈人,会不会比别人更惨?相比他,别人是不是更是私生子?


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而且万科有国有股啊,和我们起家是一样的。朱镕基开会的时候不是一样请他当顾问吗?他最初也不是以民营企业家的面目出现的。小潘才是‘私生子’,甚至连私生子都算不上。


Q:你经常调侃小潘,剥去那些调侃的东西,他是不是个好企业家?


A:小潘是非常成功的商人,我从来都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会做一些分工,我做前头他做后头,我们有很多合作。他如果不成功的话,我为什么要把地给他呢?r> Q:跳出地产圈,怎么看以马化腾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家?


A:他们摆脱了现有体制的困境,多数在境外上市,解决了一些局部的问题,比如说摆脱了很多审批,可以自己去创造,并对中国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管他们初衷是什么,客观上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当然,他们很谨慎,你看马化腾发表过什么言论?他几乎是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说的人,但他用平台创造了很多机会。


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


Q:你的书里说,你的父母对党非常忠诚,你能理解吗?


A:我非常理解。尽管他们没有那么多知识,甚至不会用电脑,但他们在传统的意识中认为共产党好、共产主义好。他们奋斗了一生就是为了这个。


我书里头很清楚地告诉大家的就是,他们不是一开始懂了马列才去参加革命的。像孔丹(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的书里头,也特别强调父辈(其父孔原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秘书)参加革命,用了“被动”一个词,被带动起来的。


Q:你当时挨骂最盛的时候,被人家扔鞋,如果父亲在现场会怎样,会帮忙拾起来?


A:他对我更多的可能还是信任,他们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可能会做坏事。我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都觉得我没问题,他们知道我的品格、性格。


Q:你对党的感情不变,是基于信仰还是基于必须面对的现实?


A:现实和信仰总是连在一起的。你能说共产党的目标是不好的吗?出问题也是一些人有问题,党的纲领、党的目标没有问题,而且一个这么大的党,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Q:你的书里几次提到商业部原部长王磊,当年他因为一篇报道就被撤职,真实的王磊是什么样的?


A:我们两家是世交,他是非常好的人。我认为一定是冤枉的,那些茅台酒是人家自己带的,你非得给人家算上钱,说成贪污腐败。但那个时候对当官的要求真是严。很多年轻人认为,凡是当官的都一样坏,其实不是那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新一代所谓当官的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三年以前我就说新闻发言人要培训,要占领微博,但没有人做。过去老干部会这样吗?最典型的就是杜润生,他为什么能在农研室发现这么多人才?那些年轻人,不是共产党员时就能决定党的“一号文件”。连续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农村、对承包制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巨大的。r> 为什么?因为老干部都会听老百姓的。而一些新干部没有经历过把脑袋挎在裤腰带上的年代,老干部都是从战争年代闯出来的,是经过考验的。这跟信仰有关,他们不是为了个人;而现在有些官,就是为了个人。


Q:但按司马南他们的观点,今天有很多问题,而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A: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我告诉大家了,他们基本上都是错的,都是编造的,我不需要天天跟他们去纠缠。


有些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人说的我们都得反对,即使美国人说中国好他也反对:“看,他们假装说我们好,背后其实是想说我们坏”。你赞扬共产党,他会说:“你看,他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好”。这种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


Q:那些对你的批评有没有影响到你?


A:没有任何伤害,我连中央电视台都看不起。我说一句话可能是几十万的转发量,可能是几亿的浏览量,在乎它们干吗?没必要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们不是个力量,成不了气候。


Q:接着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大V”似乎和“造谣、传谣”联系在了一起,声誉似乎不好,你有被波及到吗?


A:那是你们想象的。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被处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尤其那些不敢实名的人,他们没有权利说自己对言论负责,你要对言论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姓名负责。


有人说我们这些大V就为了钱,发一条微博给多少钱之类的,这种愚蠢的谣言也有人信?!我们要拿广告费,可以拿很多广告费,也有人找到我愿意给我出这个广告费,但我不差这个钱啊。


写这么多官员,不为抬高自己


Q:你的书里提到了很多官员,有“正面角色”也有“反面角色”,下笔较多的是当时的住建部部长汪光焘,他究竟算正面还是反面人物?


A:汪光焘是个好人啊,他在当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两三点三四点还叫人起来开会解决问题,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制定正式文件都要请开发商参与,这应该得益于在朱镕基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


朱镕基时代在搞各项改革的时候,座谈会会开很多次。比如说房改,开了好几千次会,大大小小的省市,来来回回,非常仔细。


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包括住建部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来台,因为知道我不会说假话。我不太在乎我的名字从开会名单中删掉,删掉后我照样可以说,我知道我说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看。


比如汪部长,虽然打过好多次,但我们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还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言了,如果他不了解我,怎么会给我写序呢?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马凯曾是我们的董事;陈元曾是我们的董事长;何鲁丽也给我写过前言。


但是我不会把这些都写在书里。就好像我是为了这个才写书,或者说为了能抬高自己,没必要。


Q:但会不会有人觉得,你书里写这么多官员,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A:有人就说我记录这些官员有什么什么目的,在上海签售时也有人问我类似问题。我说你搞错没有?我认识俞正声的时候,他是山东的一个市委书记。真不知道这些人想什么呢,总是从事后来想前面的事儿,我那时候怎么知道俞正声后来能当这么大的官?


Q:你现在是在生气吗……


A:你哪点看出我生气了?


Q:那什么能惹怒你?


A: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惹怒我,有人天天骂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很生气,变着法儿地想找你点茬,越找越没人理,所以他们现在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骂我的人,人要有心胸。


Q:你的书里说,小潘就经常拉黑骂他的人,是说他心胸不够宽?


A:是啊。心胸狭隘,我当面也这么说他。


“红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Q:前几天潘石屹接受完央视采访,回来说:“毛主席早就说过,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是娘胎里带来的”。能不能说,你的硬也是娘胎里带来的?


A:我的这种“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改变很多。(这跟我的出身、背景)关系不是绝对的。


大院里的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层楼里,两居室是处长的,三居室是局长的,四居室就是部长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样。大院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军长、师长、团长、连长的孩子都在一块住宿,只知道我是军人子弟,没有人说我是军长的儿子,我就要怎样怎样


Q:孩子们在这样的家庭里是不是比较叛逆,才会去当个体户?


A: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母都被关到牛棚里去了,所有的孩子都是独立生活的。所以虽然后来父母被解放了,但是独立生活的种子已经长出来了。


最初出来创业的人,都是不靠父母的。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之子钟家伦,号称北京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个体户,他开的饺子馆同邮电没有任何关系,同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是有严肃纪律的,经历过三反五反的人,谁敢(照顾孩子的生意)?哪能把革命事业变成私人的贪污腐败呢?当年北京市西城区的区长,就因为用公款请部队的干部喝了两瓶北冰洋汽水,就被纪委抓住紧紧不放,最后被开除了党籍。


Q:当年的“红二代”和现在的“官二代”有什么区别?


A:比如说老红军可能有三个军功章,但他就在后勤管伙食,这些人的后代叫红二代。官二代是什么?他可能什么都不是。从学校门一出来,就因为是研究生、博士生,就给他一个司局长当。海南洋浦区因腐败被抓的规划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直接当了官。他算什么东西,我非常看不起这些人,狗屁不是。


但媒体需要让你当红二代的时候就给你搁红二代里,需要让你当官二代的时候给你搁官二代里,需要你当腐败分子的时候给你搁腐败分子里,对社会产生的误导是极大的。但我们不在乎,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


Q:媒体和社会总认为你在替开发商说话,在意吗?


A:我作为一个行业协会的管理者,就是个利益代言人,要不然要行业协会干吗?汽车协会的不为汽车说话,钢铁协会的不为钢铁说话,那不是傻子吗?欧盟的就得为欧盟说话,欧盟的为美国人说话,那不是神经病吗?


Q:你怎么为大家代言?


A:(房地产行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产生冲突实际上是2003年之后。


这之前,虽然有行业协会,但建设部和我们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朱镕基给建设部下达的任务是利用城市住房建设让中国经济从下坡中走出来,特别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制定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时候,最初写的是“可租可售”,后来把“可租”给去掉了,变成“可售”,就是一定要卖掉。目的是要拉动经济增长,我们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


行业第一次发声是在2003年的调控之后。我们第一次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反对,直接攻击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差点把这个文件彻底毁灭,这充分显出行业协会的力量。


Q:有了微博后从千夫所指到“大众情人”,什么感觉?


A:2007年房价高涨之后,大家都觉得,任志强是个坏人。所以从那一年才开始有个“人民公敌”的说法。2008年、2009年,态度就开始有些转换;到了2010年有了微博之后,就完全转换了,原来是90%的骂,现在是90%的赞;从博客上也能看出来这个转换的过程,最开始骂的多,慢慢就被转变过来了。


只要稍微动点脑筋,懂点道理的,都认为我说的是对的。因为这十年来,看预测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一直是最准确的,95%以上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


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们的REICO(中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所有几十个博士,天天在做这些研究,中国最完整的房地产报告就是我们的。每次我们的报告一出来,住建部就赶紧打电话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办公厅,所有重大经济部门都来管我要


一开始,国土部也想反驳我们的数据,最后他们也承认,我们报告的数据是扎实的、准确的。


真正认同我的人是按照我说的去做的。比如我说要涨价了,他就拼命买房子;或者说开发商先不卖房子,到涨价再出售。这些是真心的,没有行动的人都不叫真心,顶多就是凑个热闹。


中国问题很简单,只是有人故意弄复杂


Q:最近我的同行把你跟胡锡进放在一起做了个比较,叫“分裂的爱国者”,你是否了解


A: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胡锡进,只知道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我知道爱国有很多种,批评只是爱护的一种,老师不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还是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这么简单的道理有什么可讨论的?胡锡进那不是爱国。Q: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胡锡进论复杂中国》,你赞同“中国很复杂”一说吗


A:一点也不复杂。中国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只是有人故意把它弄复杂。我也从来没觉得他是在讨论爱国问题,他经常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其实你明说也行,“领导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但他不是,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胡锡进呢?


Q:很想知道你对“爱国”所持的观点。


A:胡锡进曾让潘石屹给我递话,不要老在微博上骂他。我说我没骂他,只是认为你不要像墙头草,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人们说起我至少会说,我在坚持说自己想说的,而不是别人告诉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Q:“红二代”里,你这种风格的多吗?


A:红二代基本都这样,他们没在公开场合说,是因为你们没注意到,他们每个都比我敢说。胡锡进算什么,就因为他是《环球时报》总编,你们就关注他?红二代里敢说能说的人多得很,出的书也不少,很多人比他有名。Q:秦晓(招商局原董事长)和孔丹(中信原董事长)都算“红二代”,你怎么看网上传的那个对话?


A:胡扯八道。有类似的情况,但不是那种话。有过争论也很正常,我们每年都有聚会,秦晓、孔丹、我都是召集人,当然还有其他召集人,经常在一块聊天、争吵。这个世界大得很,你们只看到一小部分。


Q:争论和讨论什么?


A:时政。孔丹和秦晓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认为“先有国”,一个认为“先有家”,这些争论在我们中间是很公开的,而且是很坦然的讨论,没有像他们说的变成了敌对了,胡扯八道。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都是。


Q:孔丹那段爆粗口的话,后来也澄清过,不是真的?


A:前两天微博上刚发了一张他们俩靠在一起哈哈大笑的照片,很说明问题了。但一个没在现场的人,杜撰出来的事情,被你们当真了,还想去求证,这种做法本身就很愚蠢。孔丹的口述史出了很多,秦晓的口述史也出很多了,两人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找一本孔丹的口述史,看完你就知道了。


Q:你乐观吗?


A:乐观不乐观得看你们,我们基本退出舞台了。我现在不算是体制内,我应该算体制边缘,很多他们已经不管了,比如说党的工作开会、组织学习,和我没关系了。如果后面的人不努力,那就很被动。


Q:你当人大代表的时候,努力过吗?


A:我的书里已经说了,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打破了很多困境,推动了很多改革,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肯定很有希望。怕的是你们总爱问“你们怎么敢去做,我们不敢做”。但,甭管我们敢不敢,我们做了。


Q:最近很热的话题是富人移民潮,你会移民吗?


A:我为什么要移民啊?要移早就可以移了。(新媒体编辑赵玮嘉、实习记者黄真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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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健 | 天安门恐怖袭击背后的中共民族政策

10月28日,一辆吉普车撞上了天安门的金水桥,起火爆炸。造成车内3 人在内的5人死亡,40人受伤。二天后,北京警方宣布这是一起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袭击者为维族人乌斯曼•艾山、其母库完汗•热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


自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以来,恐怖事件层见迭出,但象“10、28”事件那样,袭击者带着自己的老婆、母亲去袭击的绝无仅有。新疆到底怎么了?让一个人带着自己最亲爱的二个女性,妻子、母亲来到北京,以这样的一种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与仇恨啊!如果我们仅仅去谴责声讨这种行为是不够的,象“环球时报”所说:“乌斯曼•艾山带着家人同时犯罪,其思想的极端令常人无法理解。他们开车撞向普通路人时候的残忍,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决不会被接受和原谅”,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有意抹杀了事件背后的问题。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维吾尔族人的恨,只要到了新疆是随处可见的。在介绍维族人的恨以前,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一位汉人民众如是说,以下是我发表新疆新“七五”事件评论后,一位住在新疆的汉人朋友的来信:


“陈维健:我看了你的文章,想以一个亲历新疆“七五事件”的当事人身份很认真的对你说,你他妈的是傻逼。 因为你不在新疆,因为你不知道汉人和维吾尔族有错都是汉人吃亏,还要怎么偏袒,你他妈的告诉我是不是要让他们当主人来奴役我们,你他妈去新疆让一个维吾尔打一顿,然后你去警察局报案,他们会一点事都没有的走出来,然后警察叔叔会告诉你民族利益高于一切,那个时候,你再回家去码子吧,傻逼,简直不能忍!老子那晚差点就死翘翘了,你知道有多少人死,你他妈的写字的时候摸着良心,不要让人看你的字就想吐口水在你脸上!我爱国不爱党,但是我他妈也不算纯文盲,也认识几个字,看过几本书,真后悔瞎眼看了你的一篇文章。”


我十分理解这位汉人朋友的处境与心情。从这封信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来看,新疆的汉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是政府的民族政策不够强硬造成的,政府袒护着维人。但是他们没有深一层地思考,汉人在新疆的处境原因不是政府不够强硬,而是政府全面性的文化灭杀与汉化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即使不从根子上分析,从浮在表面的政策来看,就足足可以让维族人与政府为敌了。首先是新疆的教育“民考汉”使维族迅速汉化,让维族文化不能得以维续。另一个是对维族人的信仰进行严控,18 岁以下的人不得进清真寺,参与宗教活动。宗教人员不得私自开办经文学校。更甚的政策是维人不得蓄胡子,不得戴花帽,女的不得戴面纱,学校与一些社会场所则公开禁止这些穿戴进入。在新疆地区的街头到处是这样的标语:“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漂亮的脸蛋露出来,揭掉你的面纱,让美丽的头发飘起来”。这样一种公然污辱民族传统,硬性将汉人的审美观念强加给维族人的标语。这样的政策让维族人情以何堪。一个缺乏人文精神,对信仰、文化、历史没有感觉的统治集团,他们在制定与实行这些政策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种下了怎样的仇恨。再往深一点地看,石油是维族人土地上的石油,但是与石油相关的企业维族人基本上不得染指,在新疆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汉人手里,维族人大都只能从事一些小商小贩边缘性的行业,维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二等公民。再则中国在新疆的核试,多年的核试给维族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从流出的图片与视频来看,问题的严重是触目惊心的,许多生下的孩子患唇口盖裂,或是大脑萎缩。同时,患恶性淋巴肿和患白血病的维吾尔人,从70代年开始癌症发病率开始上升,90年代维吾尔人高于全国癌症发病率达30%以上。更无法忍受的是源源不断的汉人移民,新疆地区目前的汉人占到了百分之四十三,维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即将成为少数民族。仅凭以上这些政策与带来的后果,维族人如何不对汉人抱有仇恨。毕竟新疆这块东土,是维族人与其它少数民族的家园。


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一直走在一个误区上,他们总以为只要将新疆的经济发展起来了,民族矛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事实的结果,经济发展起来了,维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矛盾却加深了。而这种矛盾又以铁血的维稳政策,进一步的激化。在新疆只要触及维人的事,都有可能被冠以“分裂国家”的重罪。一本宗教性的书籍、念一段经文、看一段视频、持一顿斋戒,或坚持蓄须,坚持带帽,坚持围头巾,都可能被无限地放大为分裂行为,都可能成为镇压,血洗的借口。“反分裂”本是一个政治领域,但在这个政治领域却成了一个经济产业,在新疆有多少人是靠“反分裂”发财的。因此,在新疆要没有“分裂”也难了。维族人在一起又一起冲突、反抗事件中,终于到了乌斯曼•艾山带着家人冲向天安门的金水桥。


恐怖袭击是弱者绝望的武器,是绝望的最后呐喊。在无所不在的严密控制之下的维族人,他们难以形成组织化的恐怖集团。从这次天安门“金水桥事件”到“巴楚县事件”来看,都是以家庭形式出现的。由于他们是社会的弱势者,他们没有能力对他们施暴的政府、官员寻仇雪恨,他们面对的目标是主政者,受害的却是无辜者,这是我们的社会最令人肝肠寸断的悲剧。那些在金水桥 畔遭受飞来横祸的游人,他们与家属的愤恨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愤恨都向着袭击者,而不是引起恐怖袭击的政策与政策制定的集团与个人,那么,这样的恐怖袭击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并向更为恶性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当受害者与当政者站在一起,同仇敌忾,支持统治者以更为血腥的政策来对付维族人时,必然将本来只存在与被压迫民族与统治者之间的仇恨,从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演变成不分青红皂白,不分债亲冤主的种族仇恨,种族仇杀。


恐怖袭击维族人有,汉族人也有,近有北京机场爆炸案的冀中星,稍远一点有厦门巴士爆炸案的陈水总,如果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事出有因的话,那么维族人的金水桥袭击案是否有着相同的原因。所不同的是维族人,他们的信仰与种族正好与国际恐怖份子相同,恰好给当局一个解释恐怖袭击的理由,冠以维族人的恐怖袭击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一部分,这实在是维族人的不幸,他们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反抗生不逢时。


中共对维族人的政策,如果汉族同胞能够换位思考一下,对维族人的反抗就会多些理解。当年清王朝为了加紧对汉人的统治,发出“剃头令”,在“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下,送掉了百万汉人的性命。清统治以后,许多明朝官员坚持明服冠裳不改,为此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今汉人成了统治者,难道我们也要将曾经给汉人带来耻辱的政策加于少数民族吗?我们汉民族,也曾经为蒙族与满族统治过,也曾经遭受过文化灭族,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去感悟,去理解维族人的不满 与反抗。


每一次恐怖事件发生,总让我想到民谣:“冤有头,债有主,前面拐弯是政府”。每一次恐怖袭击总让我感到,谴责不是,同情也不是,让我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奈与悲哀,最终被逼迫出一句呼喊:共产党你为何要把人逼到这个地步!中共的民族政策正在把中国带向社会恐怖,族群仇恨,种族仇杀,国家分裂。(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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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 头戴钢盔出门的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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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老柯的时候,他戴着钢盔,拿着擀面杖,在小城往来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兀。


人们喜欢叫柯尊年老柯。老柯在这座小城里是半个名人,跟西安的很多记者都打过交道。


然而,他的生活却一团糟。“他这个人,做父亲一点都不称职,做丈夫太失败!”妻子石教琴毫不避讳地这样评价着老柯。


她示意记者看看家里的环境,“你看都是啥样子”。在这个10平方米左右的客厅里,沙发和茶几几乎占了一半的地方,由于空间逼仄,物件摆不过来,显得很乱,连椅子都是小圆凳。


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块电子显示屏。里面有4块方格,每一块都对应着一个实时监控的场景。今年9月29日,在遭受一次多人上门威胁后,老柯买回来监控设备,把家的周围都监控了起来。他家里还有个高倍望远镜,花900多元买的,可随时观察远处的情况。


摄像头、望远镜,再加上老柯出门就戴着的钢盔和擀面杖,这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民间反腐人,成了当地人口中的一个“异类”。


“既然要反腐,就不要怕被人看作异类,也不要怕被妖魔化。”老柯这样给自己打气。但石教琴接受不了,她觉得,每次出门,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大家都不把你当正常人看”。


宁陕县城很小,才1万来人,又是坐落在一个河谷里,整个县城才两三条主路,谁都熟,这更让石教琴感觉“没脸见人”。老柯举报副县长后,她干脆把工作辞了,整天待在家里,就是因为受不了出门的压力。


石教琴是老柯的第三任妻子。柯的第一任妻子在孩子才4个月大时病故,第二任妻子在两人结合了四五年后离开。“她就是受不了这样担惊受怕的日子,主动要求离婚的。”石教琴说。


2003年,实名举报时任宁陕县县委书记,是这位民间反腐人士的第一个反腐动作。当时,丈母娘家遭受了洪灾,他却在北京举报。


石教琴是2006年看病时认识老柯的,“那时候,感觉他是个实在人,工作特别用心。作为医生,他的业务能力和责任心没得说。”


但婚后没多久,这个“实在人”就开始让她担惊受怕起来。“好几次,不声不响地就消失了,也不告诉我去了哪儿,好几天连人影都见不着,你打电话,他要么关机,要么就说别问。”


石教琴渐渐从旁人口中得知,丈夫一直在进行各种举报,而且,举报对象都是宁陕本地的官员。


网络上也能检索出,自从2003年举报县委书记后,老柯又陆续举报了10多件事,如2003年宁陕洪灾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国农业银行宁陕县支行客服部经理拒交停车费并殴打收费员、宁陕水利局局长发暧昧短信等,不仅进入媒体视野,有的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


“几乎每次我都是实名举报,因为实名举报一是说明我证据扎实,二是实名举报有规定要给回应。”老柯说。


实名举报,在石教琴看来,意味着更大的风险。“不务正业也就算了,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还经常实名举报当地官员,这不是自找麻烦吗?”石教琴说。


她说,在亲友眼中,老柯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但是很傻,举报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任何收益。“老有人来说情,送礼,老柯说,千万不能开门,一开门就完了,就会被当作敲诈勒索政府带走。所以,我们家的大门从来都锁着。有时候,送礼的人把礼物放在楼下的修理店里,我们碰都不会去碰一下。”


石教琴说,为了反腐,老柯经常去西安甚至北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家里人都不理解。“他的老父亲也骂他,甚至一度跟他断绝了来往,我也经常劝他,有一阵子,他说他以后再也不参与这种事情了,但是一有事情了,还是去了。”


现在,一家4口人还挤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如果正正经经做事,我们家不至于这样。”


这次实名举报宁陕县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旅游后,石教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甚至想到了离婚。“有时候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一天忙忙叨叨的,连饭都吃不上,经常一天才吃一顿饭,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这反腐是国家的事,你一个普通人能做得了吗?你做这事要搭上全家,你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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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打蛇不死 反被蛇咬

@凤凰视频:【记者投诉摊贩被城管队长质问:听得懂话吗?有保护伞没能力碰】近日”新闻透视”记者在五角场附近对一些占道经营摊位采访,商贩表示只要每月交给一个叫”老四”的人数千元,工商城管都不会管。暗访时五角场城管执法中队副中队长称:暗地都有保护伞,没能力碰,打蛇不死,反被蛇咬。http://t.cn/zRKfhCW


@凤凰视频:这位副中队长说:“我给你一句话,有的人住别墅,有的人还在租房子,为什么会这样?”记者反问“同样违章都是违章…为什么你就收我的,不收别人的?”中队长连续三次反问“你听懂我的话了吗”?你,听懂了吗?


萝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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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成都10岁男孩留遗言从30楼高处坠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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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家属到学校大门拉布条抗议。


成都一名10岁男孩因为无法完成老师罚写的检讨而从30楼高跳下自杀身亡,震动社会各界。


男孩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写下遗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据报,这名小学5年级的男孩因为在班上说话而被老师罚写1000字的检讨,疑似因为写不出来而跳楼自杀。


中国媒体报道引述邻居和亲戚的话说,男孩的老师叫他如果写不出来就去跳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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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楼身亡


男孩在自己的语文课本上写着,“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现场勘验发现,男孩从自家住宅楼的30楼楼梯窗户坠楼,砸到楼底一辆停放的车上。


男孩家属星期四(10月31日)在学校大门外绑上布条,要求“还我儿来,给所有家长和孩子一个交代!!!”


法新社报道说,当地一名官员表示“警方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严格管教是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教条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不能挑战师长代表的权威。


微博关注

10岁男孩疑似无法完成老师要求的1000字检讨而跳楼身亡的事件在微博引发广大回响。


一位网友发帖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当老师,他有什么权利要学生这么做。”


也有网友感叹,中国学生“盲目”遵从老师给予的命令。


“为什么学生要这样盲从?”


(撰稿:陈书敏 责编: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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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8關鍵時刻之6─不可思議的交安事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p11VMJUn78&feature=youtube_gdata

网易百科 | 一言难尽“公务员”

2012年10月29日,海南省政府的公务员手举党旗在一个迎接18大召开的盛会上表演。

2012年10月29日,海南省政府的公务员手举党旗在一个迎接18大召开的盛会上表演。



日前,国考报名结束,报名通过人数超130万,最热门职位7183:1,公务员作为“金饭碗”越来越受青睐。能够捧上这个饭碗,似乎就得到了高薪和高福利的保证。公务员具体是指什么?世界上公务员有几种选拔方式?国外公务员是个什么状况?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至2012年底,四年间全国公务员数量增长近50万人,达到708.9万。


公务员亦可能等同公职人员,是一种职业,主要在政府机构工作,执行法定职务权限。公务体系结构通常都有共通点,包括编制有所限制、由政府以法律保障其身份、薪酬与福利。然而,并非所有在政府工作的雇员等皆属于公务员。


西方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沿于英国的文官制度;而普遍认为世界上最早以考试方式取录公职人员的是中国。隋唐年间的中国即设吏、兵两部选拔文官及武官,及后又有科举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直至19世纪末),政府的管理职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公职人员的任用仍以任命为主。在君主制国家,官职由国王恩赐、贵族委任或世袭;在共和制国家,则由总统等行政长官委任。现代资产阶级政党制度建立后,政党政治操纵著国家权力的分配,政府公职人员也随着执政党的更替而不断变动。恩赐官职与政党分赃导致了大量贪污腐败。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公职人员的管理并没有形成法律的规范与相应的制度。


19世纪的后30年里,在两次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议会至上”的时代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行政专横”。国家行政管理职能迅速增强,迫切需要改革公职任用制度,提高行政效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德等西方主要的几个国家先后创立了公务员制度。


以英国为例:19世纪初,英国在印度设立了赫尔利伯略行政管理学校(Hailybury)专门培训和训练印度行政官员。1853年,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期满,向英国国会申请新的特许状,英国国会委派了以议员巴伦·麦考莱(Baron Macaulay)为首的3人小组进行调查,麦考莱提出赫尔利伯略行政管理学校公开竞争选材经验的报告,即《麦考莱报告》。不久,财政部常务次官查理斯·屈维廉(Charles Trevelyan)与史丹福·诺斯科特(Stanfford Northcote)在1854年提出了著名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该报告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将政府公职人员统称为“文官”(Civil Service,复数集合名词;Civil Servant,单数名词)。1854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利使得首相巴麦尊子爵(3rd Viscount Palmerston)不得不在次年5月21日颁布《关于录用国王政府文官的枢密院令》,该法令责成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不受党派干涉,独立主持文官招生考试的3人文官事务委员会。1859年,英国议会颁布《文官退休法》明确了文官的范围。1870年英国枢密院法令再次确认文官的公开竞考择优录取原则,这一法令标志着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公务员的概念有大有小,范围不尽一致,大致说来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小范围的,公务员仅指中央政府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事务官,不包括由选举或政治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及各部政务次官、政治秘书等政务官。这种范围同国家公务员法规的适用范围相一致,英国及许多英联邦国家基本属于此类。在英国,公务员是指那些不与内阁共进退,经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没有过失可以长期任职的文职人员。


第二种是中等范围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所有公职人员,包括政务官与事务官都称为公务员,但适用于国家公务员法规的只是事务官。美国基本属于此类。美国把公务员称为“政府雇员”,“政府雇员”是范围很广的一种称谓,它包括了除军事人员以外的所有政府雇员。


第三种是大范围的,把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国会除议员以外的工作人员、审判官、检察官、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统称为公务员,并由“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之别,有“特别职”与“一般职”之分。“一般职”公务员是指政府系统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政府系统中的事务官,即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适用于国家公务员法规的,只是“一般职”的国家公务员。日本、法国基本那属于此类。法国公务员是指在中央机关及其所属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公共企事业单位被任命为常任官员的工作人员。


中国基本属于第二种概念的划分。


美国:美国联邦政府公务员的范围仅指在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机构中执行公务的人员;国会雇员和法院法官,不适用公务员法;军人(文职人员除外)及在政党等非政府机构内工作的人员,也不是公务员。


法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公职人员统称为公务员,大致包括中央政府公务员、地方公共政府公务员和公立公益机构(如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务员,但不包括议会工作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


日本:日本的公务员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之别,见上述的第三种。


英国:英国的公务员一般是指政府中常务次官以下的所有文职人员。他(她)们经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与内阁共进退;经选举或政治任命的工作人员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不是公务员。英国的公务员原本称为Crown servant,即国王╱女王的仆人,至近代改为Civil servant,通常译为“文官”,指中央政府系统非选举产生及非政治任命的事务官,不包括经选举或者政治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及各部政务次官、政治秘书等政务官。许多英联邦国家属于此类型。其特点是:政治中立:公务员不会因政权(执政党)的更替而更换,公务员主要的工作是执行政策,而非制订政策;政策失败,公务员亦不用下台,以确保社会稳定。择优而任:公务员由一相对中立的考试制度招聘,以确保公务员的才能。


中国国家公务员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行使国家行政权利、执行国家公务的人员。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政务类公务员,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组织法进行管理,实行任期制,并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业务类公务员按照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实行常任制,国家公务员执行宪法、组织法和国家公务员法以及国家公务员条例规定的职责。


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18章88条,规定了10种制度:职位分类制度、录用制度、考核制度、任免制度、职务升降制度、奖惩制度、培训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申述控告制度。总的来说政府应该推动研究改革以人为本关心公务员成长,制定措施吸引优秀人才, 精简机构和人员、分散下放权力强调制度的灵活性,加强能力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完善竞争机制改革分类制度改革业绩评估制度和考核制度建立灵活的工资制度提升道德标准。


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中国香港:在香港,公务员其中的一个俗称是公仆,即公众的仆人,由英语Civil servant直译而来。香港的公务员制度大部分源自英国,但有一点不同。香港的政策局局长(负责制订特定范畴的政策,类似英国的部长)原本也是公务员,而非像英国的部长般是政治任命,犯错即要下台;要解雇公务员亦非常困难,香港人因而称之为“铁饭碗”。由于这个制度使行政长官有很大制肘,引致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推行问责制改革。


台湾:台湾的公务员广义的定义为‘受有俸给之文武职公务员及其他公营事业机关服务人员’(公务员服务法§24);然公务员之选任,需经考选部以国家考试之方式录取,取得资格者,均为广义之公务员,而在台湾公务员分成十四职等,依铨叙部(台湾地区”考试院”下设机构)去核定其职等,常任公务员须经国家考试及格:


—具有博士学位或高考二级考试及格者→得应高考一级考试→及格者取得荐任九职等任用资格


—具有硕士学位或高考三级考试及格者→得应高考二级考试→及格者取得荐任七职等任用资格


—具有大专毕业学历或普通考试及格者→得应高考三级考试→及格者取得荐任第六职等任用资格


—具有高中职以上学校毕业或初等考试及格者→得应普通考试→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三职等任用资格


—国民年满十八岁者→得应初等考试→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职等任用资格。


【你对本文的观点赞同吗?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欢迎发表跟帖或者微博@网易新闻客户端 表达你的观点和建议。本文所有内容均来自于网络。】


注:本文部分内容选自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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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打击各种恐怖活动

天安门广场撞车后起烟


中国警方称周一的撞车事件是“严重的恐怖袭击”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周四(10月31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天安门撞车袭击事件发表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的行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


华春莹说,中方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相联系。


“个别人将一小撮极端分子的暴力恐怖行径与民族、宗教问题挂钩,甚至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别有用心的。”


她说:“‘东突’恐怖势力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目的,长期从事分裂活动,甚至勾结国际恐怖势力图谋在中国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企图破坏中国发展稳定。”


当天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杨宇军说,“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敌”。


他说:“根据《国防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国军队在必要时将根据国家统一部署,打击各种暴力恐怖活动。”


星期一,一辆吉普车在天安门城楼前撞向金水桥护栏后起火,撞死两名行人,车上三人死亡,另有38人受伤。


周三,北京警方认定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撞车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并逮捕五名嫌疑人。


从姓名判断,在事发现场死亡的3人及被抓获涉案的5名嫌疑人都是维族。


独立调查

天安门撞车事件后,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表声明称,“对有关事件缺乏官方透明度表示关注”。


该组织新闻发言人迪里夏提对BBC中文网说,中国官方在“恐怖袭击”上持双重标准。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娅也呼吁对天安门撞车爆炸事件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


当被问及维族人是否应对事件负责时,热比娅表示:“也许是,也许不是。由于中国政府严格管控对这起悲剧事件的相关信息,目前很难讲。”


热比娅在接受路透社的书面专访时说:“如果是维族人干的,我想他们是出于绝望,因为在中共统治下,维族人没有解决不公义问题的渠道。”


BBC驻北京记者杉丽雅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和鄯善县居民证实,新疆当局加强了针对维族人士的保安检查。


新疆维族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侯汉敏对BBC表示,北京并未下令要求新疆当局加强对维族穆斯林的保安检查。


(撰稿/责编: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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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owLys7MNwo&feature=youtube_gdata

华尔街日报 | 中国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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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西安的一条街上,一栋被部分拆毁的楼房伫立在一片住宅建筑工地旁。



一项研究表明,在10年来的中国建设热潮中,有多达6,400万家庭的土地被征用或房屋被拆毁,投射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黑暗一面。


今年3月份上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城市化奉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按国际标准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为53%)仍然很低。更多农民来到城市从事生产率更高的工作,可能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增速。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十多年来最低水平。


不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社会成本。清华大学一项调查发现,全部样本中有大约16%的家庭经历过某种征、拆情况。


这项于去年进行的调查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省市。实际完成有效成人样本12,540个,0-15岁少年儿童样本共计7,517个,是作为针对全国人口的代表性调查进行设计的。


调查发现,家庭承包土地被征用较多的是获得重新规划的城乡结合区和乡中心区。


中国农民没有自行出售土地的权利,常常受到地方当局的摆布。地方当局征地搞开发项目,而常常对补偿问题不太上心。这一问题频繁引爆农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


报告写道:“如果我们了解到有如此大规模的拆迁运动以后,也许我们不会对出现如此多的社会矛盾问题感到惊讶了!”


失地农民通常会被重新安置并拿到补偿款,但他们常常难以找到工作和适应城市生活。调查显示大约80%的承包地被征的农民获得了补偿款,但没有给出具体的金额。


研究发现,仅有10%的承包地被征农民获得了城镇社会保障。


根据毛泽东时代设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医疗保险、养老金等福利是与户口挂钩的。虽然半数以上的人生活在城市里,但全部人口中只有28%拥有非农业户口。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从事着制造业、建筑业的低薪工作,却通常享受不到社会福利。


调查发现,只有4%的承包地被征农民获得了就业安置。


预计领导层将于下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讨论土地政策改革,但改革将很难推进。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依赖于征收然后出让土地所获利润,土地改革必须对税收体系做出重大调整,让地方政府拥有其他收入来源。


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研究中国土地政策的专家Meina Cai指出,当今中国的“圈地运动”是社会不稳定的单一最大源头,合理的改革将统一农村和城市的土地市场,但这不太可能成真;现行土地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正是国家和地方政府。


Richard S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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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天安门撞车案后新疆强化安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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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警方声称抓获天安门撞车爆炸事件的全部5名涉案人员后,中国当局在新疆加强了保安措施。


从警方公布的姓名判断,在事发现场死亡的3人及被抓获涉案的5名嫌疑人都是维族。


中国当局指责一些维族极端份子组织和策划了这起导致多名路人死伤的事件。


BBC驻北京记者杉丽雅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和膳善县居民星期四(10月31日)对BBC证实,新疆当局加强了针对维族人士的保安检查。


新疆维族自治区宣传部副部长侯汉敏对BBC表示,北京并未下令要求新疆当局加强对维族穆斯林的保安检查。


不过,侯汉敏证实,通常只在大型节庆期间实施的安保检查,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高度警戒


乌鲁木齐东部的一位警察在接受BBC电话采访时说,该地区的保安警戒水平已在星期一北京发生天安门撞车爆炸事件后提升至一级,也就是最高级。


该警员解释说,每年在这个时候,保安水平已降至二或三级。但现在,警方已将所有“敏感的宗教家庭”登记在册,并经常进行走访。


新疆东部鄯善县一家餐厅服务员对BBC表示,当地社工早些时候曾警告说,北京天安门撞车事件的肇事者仍然在逃。


她表示,社区每个居民都获发一个哨子,如果他们“见到任何有大胡子或披面纱的嫌疑人士”,就立刻吹响哨子报警。


中国官方媒体说,天安门撞车爆炸事件中有名死者来自6月曾发生袭警事件并造成35人死亡的鄯善县鲁克沁镇。


2009年7月,乌鲁木齐曾发生大规模维汉冲突,事件造成至少200多人死亡。


出租车司机冯先生表示:“乌鲁木齐的检查更严了。在每个加油站和大超市,警察都会检查出租车的后备箱。”


他说,“街上有更多的特警和保安人员,特别是在人多的超市和购物中心等地。对进入乌鲁木齐的来自南疆的汽车,警方的检查特别严格,对入城的少数族裔人士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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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告诉你什么是恋爱!

以下是厦门翔安一中《关于如何界定男女生谈恋爱的征求意见稿》,看到第七条,终于没忍住。。。“无论男女,单独约会去逛公园或一起去玩或以补习为借口,均视为谈恋爱。”无论男女。


萝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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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航空 | 今日多个长沙进出港航班遭爆炸物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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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午,有网友通过微博爆料,称自己所乘飞机遭遇爆炸物威胁,据统计,这些航班均为长沙进出港航班,包括:首都航空JD5662长沙飞杭州,南方航空CZ3743哈尔滨飞长沙,四川航空3U8998福州飞长沙等。


首都航空通过官方微博证实,该公司JD5662长沙飞杭州航班起飞半小时后,接到爆炸物威胁电话,备降南昌机场,旅客和机组已安全离机,公安部门正进行后续处置。


据长沙机场工作人员称,目前长沙机场暂未收到任何相关消息,航班起降正常。


ha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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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 | 在中国 没有一座城市没有可怕的大片空房

在中国,现实和经济分析似乎相差得太远。但是,鉴于中国政府内部在经济数据与投资推广之间存在的混乱,在“经济是否在增长”这样简单的问题上出现分化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


《华尔街日报》在最近一篇报道中写道:“目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存在住房供应短缺的状况,这就导致房地产价格迅速上涨。”而路透社则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中国需要更多住房。”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理解的。我们的所见所闻与此截然不同。


过去两年我不停地在中国各地旅行,我可以说从未见过一座城市、城镇或村庄没有大片空房。一位曾两次行走约1500公里的同事说,他没有一次看不到成片的空房。在北边,与西伯利亚接壤的满洲里决定成为旅游胜地,建造了成千上万座空荡荡的别墅。在南方,一位同事在云南山区拍摄的视频中,连续15分钟都是空空如也的高楼。在北京的南四环和上海的浦东和徐汇区,也有成片成片堪比鬼城的小区。


根据中国政府2010年的报告,当时中国的住房自有率接近90%。世界平均水平为63%,美国为65%。报告还指出15%的中国人拥有不止一处房产。


总的来说,城市越小,拥有多套住房的比例就越高。在河北省一个中等城市,当地一开发商说,那里的住房自有率高达200%。辽宁锦州一个开发商说,该市至少一半人口拥有多套住房。许多城市的白领,尤其是银行、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白领通常有四五套住房。


现在,住房供应严重过剩。而房价也在趋同,大致在每平方米5000元至1万元之间,具体取决于房子的豪华程度,但与什么城市及当地的平均收入无关。河北一个贫穷的小城市房价达到每平方米1万元,跟沈阳和哈尔滨等相对富有的城市房价差不多。


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住房已经成为新型可交易商品,就像手表和珠宝一样。人们买了房子往往空着,因为出租会使住房贬值。


问题在于,房主们大多不知道他们坐拥的房产根本不值房子的报价。所以他们远远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富有。


现在不可能确切知道房地产泡沫何时破灭,但是它总会破灭,五年后来到中国的人会幸运地发现房价比现在低了40%。但这不是与房地产有关的唯一悲剧。随着房地产开发热潮,越来越多的高楼替代了村庄和社区。人们因此变得越来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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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占领诺奖计划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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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计划用10年时间遴选1万名高层次人才。第一层100名,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的杰出人才;第二层8000名,为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领军人才;第三层2000名,为35岁以下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拔尖人才。


“该计划不铺新摊子,不设新项目,主要是对国家人才发展规划相关重大人才工程进行整合打包,从国家层面提供特殊支持,形成与‘千人计划’同等地位的国家人才工程。”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对“万人计划”入选对象,在有关部门和单位原有支持的基础上,国家再给予直接特殊支持、提供特殊条件,形成集成效应。包括:


1. 经费支持 。为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教学名师安排每人约100万元用于自主选题研究、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地方和用人单位还可配套给予适当支持。


2. 政策支持 。在科研管理、事业平台、人事制度、经费使用、考核评价、激励保障等方面,制定重点培养支持政策。


3. 服务支持 。根据需要,贡献突出的还可纳入中央联系的高级专家范围联系服务。


“以上支持措施的功能指向是不同的。”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设立‘教学名师’支持类别,在于鼓励更多的高层次人才回归课堂,传授知识,教书育人,树立教学与科研同等重要的导向。青年拔尖人才正处于创新高峰期,活力最强,也最需要宽松的环境和有力的支持。”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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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30锵锵三人行 菲政府本来就穷 向华商筹款可理解


















《锵锵三人行》是凤凰卫视出品的谈话类节目,由主持人窦文涛与两岸三地传媒界之精英名嘴,一起针对每日热门新闻事件进行研究,并各抒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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