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多瓦亲欧党派在议会选举中领先


摩尔多瓦议会选举计票结果显示,主张与欧洲加强关系的政党领先于主张与俄罗斯增进关系的政党。


星期一清晨,85%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亲欧洲各政党共赢得44%左右的选票。摩尔多瓦议会共有101个议席。


主张与俄罗斯增进关系的社会党得到21%的选票,在各党中居于领先地位,但作为整体,亲俄政党只获得39%的选票。


今年早些时候,摩尔多瓦与欧盟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俄罗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俄罗斯军队驻扎在讲俄语的摩尔多瓦分离地区外涅斯特。


该协议规定,摩尔多瓦人前往西欧可免签证,可进入自由贸易区,并能获得数亿欧元资助。作为报复,俄罗斯禁止进口多种摩尔多瓦食品。


摩尔多瓦位于乌克兰和欧盟成员国罗马尼亚之间,是欧洲最小、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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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高尔泰:老实人


  


   一


   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


   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


   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他,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四十五岁──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加上多髭的大方脸,短短的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


   他教中国哲学史,如数家珍。有人给他说,他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他说你错了,我现在是从头学起,现炒热卖。我花在备课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几倍,你知不知道!有人给他说,他说话大胆,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他说不是大胆,是笨,不会拐弯。出了大学费,硬是学不乖,没治。


   他信儒学,我不。我给他说,儒家是被封建统治者捧起来的。他说这是五四以来的老生常谈,要不得。秦时的法家,汉初的黄、老,南北朝的佛教,都曾是皇帝的最爱。“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古一世之盛,而今安在?当然儒学也有缺点,它没有找到从内圣到外王的道路。但它所成就的伦理道德规范和理想人格设计,却一直是维系我们民族精神的纽带。五四以来,这根纽带被割断了。那种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的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祇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它的重建。


   我说你传授知识,让学生自己判断不好吗?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不光是学知识,也是学做人。学问如严复所说,有士大夫之学,也有博士之学。一个中哲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是所谓专家,专业以外无知,祇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有点儿理想主义。否则与禽兽何异。是所以内省心性,为成就外王的前提。


   我问他一味外王,还要不要民主。他说当然要。王道一词,自古多义,其要无非一个“仁”字。清代的阮元,训“仁”为“二人”,可与民主相通。提倡“和而不同”;提倡匹夫不可夺志;提倡己所不欲弗赐于人;提倡不可与言而与之言;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民主不是无政府,而是好政府。王道仁政就是好政府,正是民主的目的。


   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治水社会的学术,与极权制度共生,都免不了泛政治化带来的器用层面上的问题。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承认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


   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难以服人。况且孔孟荀观点各异,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匡衡抗疏,刘向传经,早年酷好周礼的康南海先生,后来在万木草堂里讲的,有许多已经是西学了。逝者如斯,生生为易,何来太虚不移的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维系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


   我默然。


   二


   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


   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车自开,家道殷实。解放后,写信给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上学的他,说要把历年积蓄的百余两黄金分给他和三个弟弟,从此安心靠工资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


   那时他学了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回信说他不要,并劝父亲不要分,上交给“党和国家”。怕父亲舍不得,又给父亲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写信,请他们动员父亲交出。组织上拿着他的信到他家,把金条全没收了。


   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中国哲学,干吗到外国去学?领导说是去学思想方法。他回答说,我们教条得够了。


   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他组织了一批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


   紧接着反右运动来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要掩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


   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了:


   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


   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


   一股子豪迈之气。


   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


   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年年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


   几年后,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院、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缠烦了,也大怒,把他迁送到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


   仍然赤胆忠心,仍然懮国懮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吸取五八年的教训,要以百姓疾苦为重,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场长得知,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解决“本单位阶级敌人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的问题,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


   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了!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


   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它都祇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


   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罪,就是反攻倒算,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幸亏身体扎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民兵公安齐出动,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几次上访,都无结果。没着没落,到处悠转。最后还是公安出面,把他又送回敦煌,那个他呆了十二年的农场。


   时值一九七七,局势波诡云谲。人们把不定方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不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荒郊野村,陋室独处,地老天荒无人识,如同禅家闭关。


   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说是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说是只有复兴孔学,才能振兴中华。


   变化太突然了,初听令人惊讶。再一想,也不奇怪。飘泊二十多年,他随时随地都准备札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豪华落尽,祇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依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回归到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也很自然。何况马、儒两家,都以整体为本位,个体为工具,价值观不相冲突,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转换起来,顺理成章。


   难祇难在得要有点儿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


   三


   摘帽了,平反了,又算是“人民”了,他很高兴。说到自己过去的“愚蠢”、“不识时务”,自嘲的调侃中仍然透露着一丝自豪──为当年能尽匹夫之责,舍得一身剐而自豪。街上遇见那些伤害过他的人,照样打招呼,一笑泯恩仇。他说他们不过是没文化。人多文化低已成中国的包袱,以后要献身教育,致力于化包袱为财富。


   回到大学校园,临深履薄,寸阴是竞。备课不遗余力,改作业一丝不苟,受到师生们一致的敬重。四十八岁了,才第一次结婚,才当上个教授,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


   老人脾气大,常发怒。夫妇俩小心恭敬,服伺照顾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去他家,比他小二十岁的夫人正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夫人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无德如我,见之骇然。从此明白了,什么叫“孝道”,什么叫“贤淑”,什么叫“修身”,什么叫“齐家”。


   一年后有了儿子,夫妇俩上班时间,爷爷把孙子带得很好。四口三代之家,其乐融融。三年后老父去世,他隆重以葬。紧接着又把患癌症的岳父和岳母,接来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心甘情愿,说我辈穷不足以独善一身,达不足以兼济天下,能老有所养,幼有所长,且能教书育人,幸福得很了。说时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


   他的夫人和岳父母都常说,他的脾气好得不得了,就像一头老黄牛。我到是没有这个印象,他认死理不知变通,倔起来也很难缠。有一次,他听说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队,成了众矢之的。气虎虎跑来,大骂北大。说当年江青去看冯,北大人抢着迎接,鞋子钮扣都挤掉了。挥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摇身一变,又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


   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就变了。但是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变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我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批判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后来他去了一趟北京,去向老人请安。


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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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徐乐山:目击台湾“九合一”大选

没有煽情和作秀,没有集体无意识的政治狂热,一切都是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这样一些普通的公民,他们把社会的改善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认真、那么热烈地投入其中,没有冷漠,没有自私,没有犬儒,他们是一群摆脱了狭隘自我的人,是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次到台湾自由行,恰逢台湾在选举。马路上随处可见竞选旗帜,公共汽车的车身上印有候选人的大幅头像,还有流动的宣传车循环播放着候选人的政见,有的助选人员骑自行车向路人宣传,甚至在饭店也有印着候选人简介的小包餐巾纸供食客免费取用。


对大陆游客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网上一查才知道,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地方选举,叫“九合一” 选举。全台湾的直辖市[1]市长和市议员、县市长和县市议员、乡镇市[2]长和民意代表,以及村里[3]长,都要进行换届改选,此外,还有原住民区[4]的区长和区民代表,也要进行第一次选举(之前没有原住民区的选举)。以前,台湾的地方选举是各自分散进行的,因为这次是把级别和内容上不同的九种选举合并进行,所以叫“九合一”选举。


(图: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图: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的竞选总部)



柯文哲领先连胜文


在台北市,竞选市长的有七名候选人,其中,国民党提名的连胜文和无党籍人士柯文哲,是最有竞争力的两位候选人。


目前,无党籍人士柯文哲在民调上大幅领先连胜文。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蓝绿格局下的台湾政治,竞选主要就是代表蓝营的国民党和代表绿营的民进党在PK,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也大多来自这两党。台北市尤其如此,从1994年改制为直辖市,市长由市民直选以来,历次台北市长选举主要都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提名的候选人在较量,当选市长也全都来自这两党。但这次选举中,无党无派的外科医生柯文哲,不仅PK掉了民进党人士,让民进党自觉放弃了台北市长候选人提名,而且竞选势头还压过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要知道,台北可以说是国民党势力最雄厚的地方,民选20年以来的台北市长,除了第一届是民进党的陈水扁,1998年至今都是国民党人士主政,分别是马英九和郝龙斌。柯文哲有何独特之处,能够异军突起?


在网上查了查,11月9日下午在“交通部”集思会议中心,有一场柯文哲的“公民顾问团”举办的活动,叫做“挑战柯P 公民开讲”,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参加。“柯P”是柯文哲的支持者对他的昵称,因为柯文哲是医学教授,P就是Professor(教授的英文)之意。


作为一个大陆人,我在参加这次活动之前,对它的想象就是一次竞选动员大会、造势大会,不外乎是竞选人在台上主讲,阐述自己的政见,台下的支持者高呼口号,热烈拥戴。可能多数人也有类似的想象:竞选,不都是这样吗?


还就不是。


与会者就是主角


来到集思会议中心二楼,走廊里有“公民顾问团”的志愿者发放会议流程小册子和柯文哲的竞选手册。翻了翻会议流程,发现并没有什么主讲人,会议流程是告诉每个与会者如何参与会议讨论的,讨论什么呢?也没有告诉你。


走进会场大厅,发现这里并没有成排的固定椅子面对着主席台,不是通常的那种会场格局——台上主讲台下听。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场空地上散放着一些能够活动的桌椅,前方主席台的大屏幕上用投影仪打出“大公民vs小市长”“挑战K柯P 全民开讲”,两边的墙上挂着一些长条标语:“开放政府,全民参与”、“选民再见 公民出现”“公民觉醒 民主扎根”“安居乐业 幸福台北”,等等。会场上有三台摄像机在同时进行网络直播,让会场外的网民也能够参与会议议题,进行网上讨论。


会议开始后,我才知道,这次会议的主角不是柯文哲,而是现场的大约300多名公民。他们不是被组织来的,而是通过网络了解到这次活动,自发前来的。他们都是普通的市民,来自各行各业,有耄耋老者,有中学生,还有残障人士。这次活动的主要议程,不是柯文哲的主题演讲,而是这些公民对公共事务进行提案、讨论、建议的过程,柯文哲只是在最后对公民的提案进行回应。所以,他们把这次活动称为“大公民vs小市长”。


开放社会,公民议政


这次活动没有预先设定的主题。的确,它是柯文哲的“公民顾问团”为柯文哲竞选而组织的活动,但是,它又不是一般意义上选民向候选人表达支持的助选大会。


在正式会议之前,会场灯光突然暗下来,从会场两边的门里闪进几名“外星人”,他们聚合到会场前方,手舞足蹈。接下来又有一拨人的表演。之后才知道,这是两个公民团体—— 一个倡导骑单车以减少城市交通拥堵和污染,另一个是荒野保护协会,两段主题舞蹈,分别用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正式会议的第一步骤,却是思考。会议主持人要大家在一段几十秒钟的安静思考时间里,思考自己来到这里是为了什么,什么事情在困惑着自己,自己最关心什么,最想做什么?


经过了思考时间,会议进入第二步骤——提案。与会公民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最关心、最想解决的社会问题,每人限提一个议案,也可以不提,然后把这个议案写在工作人员准备好的空白格式纸上,纸上标明了主题(公民提出的问题)、说明(对这个议案的说明)、提案人签名,以及供其他公民连署的位置。在现场,公民们十分踊跃,总共提出了数十个议案。


然后会议进入第三步骤——说明,主持人逐个介绍提案,让大家了解。


随后会议进入第四步骤——连署,公民们自由地在自己关心的提案上签名。一个提案的签名联署人数,反映出它的社会影响面。


第五步骤,根据提案连署的人数多少,来决定对哪些提案进行正式讨论,主持人特别强调,一个提案即使连署人数很少,如果提案人坚持他的问题的重要性,也仍然可以进行讨论,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所有公民关心的问题。经过这个步骤,一些提案被排除,剩下21个提案进入小组讨论。这些提案的议题涵盖了经济、教育、环保、住房、司法公正、城市发展、劳工、移民、性别平等、公民参与等几乎所有公共事务领域。诸如,公立学校招生现状导致的阶层固化问题,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平等权利问题;司法体系中的调解委员会只由所谓“士绅”律师组成,无法保障移民、女性、残障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台北市在拆迁和住房问题上的财团把持,如何让政府和市民分担责任解决住房问题等等。


进入正式讨论的议案都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建设性。那些过于空泛的议案,在公民签名联署这个阶段就会被排除,因为得不到足够多的响应。例如,一位老者提出的议案认为,台北是世界的地理交通中心,因此应把台北建成世界的中心都市,但这个提案没有人联署,自然就被排除了。这些提案没有被纳入讨论环节的提案人,可以参加其他组的提案讨论。


会议的第六步骤——提案讨论,由每个提案的提案人和连署人组成小组,对提案进行讨论。21个提案形成了21个小组,各自进行小组讨论。每个小组在讨论时,有人记录重点,写在大字报上。每个公民可以自始至终只参加一个小组的讨论,也可以在一个小组讨论后,自由移动到其他小组参加讨论。就像主持人说的,你可以像树木在一个地方不动,也可以像蝴蝶那样到处飞。


会议的第七步骤——结果报告。经过讨论,每个小组推出一个发言人,在全体大会上报告他们的提案讨论结果,并于限定时间内说明问题,提出建议。这个过程中,柯文哲一直在旁边仔细倾听。21个小组中,有一个小组的发言人是位残障人士,他的轮椅没法上主席台,只能在台下发言,这时柯文哲就从台上下来,走到他的旁边,俯身听他说。


整个会议过程都在网络上同步直播,即使没有到场的公民,也能够了解会议进程以及各项议题。而按照会议组织者——“公民顾问团”的期望,会议还有第八个步骤,就是会后的落实和延续。他们认为,很多会议开完,大家回到工作岗位后就忘了彼此的承诺,而他们希望会议讨论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有共同兴趣的人们,通过这种讨论,不分阶级、职业、性别、年龄而形成“合伙新关系”,从而分享思想,共同推动社会改善,“让人能找到一群同谋、最适当的人、能在一起做事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孤独地成长,国家也一样”。所以,会议中的议题全要放在网络上,“让彼此思想超越地域、国界进行讨论”。


(图:“公民开讲”现场)

(图:“公民开讲”现场)



柯文哲:价值和理念比政见重要


在21个小组报告结束后,才是柯文哲的即席谈话。


我之所以称柯文哲在众人面前的发言为“谈话”而不是“演讲”,是因为他整体表现就像是在与人面对面地交谈,或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语调没有高低,语速没有快慢,没有抑扬顿挫,没有煽情的鼓动和口号,整个发言过程语调平实,娓娓道来。这个外科大夫出身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身上丝毫看不到一个政客应有的口才和政治娴熟。


但他的谈话,充分体现了当下台湾公民社会的精神和诉求。他说,听了公民们提出的议案,如果当选,那么台北市长第一年要做的事大体就知道了。他认为,这次选举,是对价值和理念的选择。他所秉持的理念是“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在这一理念之下有几条原则:1、面对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民众面临的是具体的、在日常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面对这些具体问题,去讲“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没有意义的。2、众人的智慧胜过个体的智慧。解决问题不是靠某个人,而是要集合众人的智慧。3、公开透明。政府的施政要接受人民的监督。


柯文哲认为,价值和理念比政见重要,政策问题一经价值和理念的检验就能判断出对错,这些价值和理念包括:1、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牺牲长远的利益;2、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多数人的利益;3、不能为了政党的利益牺牲人民的利益。台湾的政治文化要改变,而改变台湾,从台北开始。台湾的改变取决于公民的参与。


外科医生出身的柯文哲,经常会以在台大医院带领医疗团队的经验,来说明他的执政思路。团队的运作,要集合团队成员的意见,不断做出小的修正,最后汇聚成完善的规则。同样,每个公民每天做出一点小的改变,最后就会造成台湾的改变。


让提案照进现实


在会议分组讨论过程中,我也像蝴蝶般穿梭在各个小组中。我发现,这些公民都是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他们能够坐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他们对某个问题有共同的关切。很多人明显是有备而来,能够拿出详细的数据和图表,向其他小组成员解释某个问题,其他人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提案进行补充或修正,最后达成共同的意见。


在一个小组中,提案人是一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从教经历,并且列举教育部门的宏观数据,指出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公立学校的教学质量优于私立学校而且学费更少,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为家庭条件的限制,除非特别优秀和努力,往往进不了公立学校,只能进私立学校,花更多的钱却得到更差的教育,毕业以后也往往找不到高收入工作,而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正相反,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教育没有促进阶级流动,反而造成了阶级固化。因此,他建议公立学校应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保留一定的比例,使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也能够受到高质量教育,来改变自身地位,促进社会流动。


在另一个小组,一名中学生提出了一个十分富有创意的议案,设计一个手机软件,叫“公民小闹钟”,把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承诺设定期限,定时提醒市民当选者是否履行了承诺。


在每一个小组的讨论中,气氛既热烈又理性,有争论有说服,通过交流,公民们大多也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建设性的方案。


这些方案并不会成为空谈,通过现场的网络直播,能听到这些方案的不仅是参加会议的公民和作为台北市长候选人的柯文哲,会场外的人们也会知道,并将会产生后续的影响。实际上,柯文哲当场就表示,如果当选台北市长,任内第一年要做些什么大体就知道了,有些提案是可以立即实施的,有些还需要同其他方面协商。相信有些提案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现实。


令人震撼的主流民意


这样的“公民开讲”可以说是完全超出大陆人士经验范围的。现场有几名大陆人士,据会议组织者说其中还有《人民日报》的记者。我听一位大陆游客私下里说,他感到特别震撼。


这种震撼不是来自大场面,没有煽情和作秀,没有集体无意识的政治狂热,一切都是在理性平和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这样一些普通的公民,他们把社会的改善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认真、那么热烈地投入其中,没有冷漠,没有自私,没有犬儒,他们是一群摆脱了狭隘自我的人,是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们真正地诠释了“公民”这个词汇的含义,真正诠释了“民主”这个词汇的含义——公共之民,社会主人。


今日的台湾,社会运动正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觉醒的公民,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台湾社会的改造,改变着台湾的社会和政治生态。柯文哲之所以受到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完全契合了这种公民参与精神,表达了“求变”的台湾主流民意。


柯文哲的异军突起,正是台湾公民力量觉醒的反映。


[1]台湾的直辖市:被称为“六都”,凡人口达到200万的县市就会升格为直辖市,现已有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六个直辖都市,桃园是在这次选举前才升格的。


[2]台湾的三级“市”:台湾有三种行政级别的“市”:直辖市,与县平级的市,在县以下还有与乡镇平级的市。


[3]台湾的“里”:相当于大陆城市的居民委员会的组织。


[4]台湾的原住民区:台湾的原住民就是在大陆被称为“高山族”的台湾最早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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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国民党的输和赢:输掉选战,赢得合法性?


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29日晚出炉,全台22县市中,国民党仅保住6席,其中备受关注的6个“直辖市”之战,国民党仅在新北市险胜。在微博、博客和微信上都有不少网友留言,让老杨头对此发表评论。其实老杨头以前写过很多关于台湾选举的文章,这里摘录部分:


对于大陆网友来说,今天台湾的选举就是一个政权保卫战,只不过战场是投票站,“武器”是民众手里那张小小的选票。这张选票的威力无穷,可以合法和平地“颠覆”不真心为台湾民众服务的国民党政权。也因此,这场选举看到部分大陆网友眼里,让他们比台湾同胞还要紧张。


经历过四次大选的台湾人都知道,只要两岸没有统一,再过四年,他们还有机会投票决定国民党的去留。大陆网友因没有这个切身的经历与体会,心理总有“颠覆政权”的阴影在作怪。我想对大陆网友说:追求民主的人都想赢,但只有当我们都能够平静地接受“输”,真正的民主才会到来!


马英九以689万票赢蔡英文的609万,大陆网友惊叹:609万人输了?这让我想起反对民主的专制者津津乐道的一个歪理:两个候选人相差不多,那个多了2个百分点的,赢了51%选票的当了总统,49%的人输了。他们以此嘲笑一个政府得不到49%国民的支持。


因此他们不允许选举,坚持认为他们直接代表100%的人民,每一次的民调都显示他们得到了几乎百分之百人民的支持。其实在这种没有选票的“代表制”下,人民始终被奴役,所不同的是被奴役的程度根据民众的态度被分成了三个等级:奴隶,奴才,奴儿。


台湾选举结束了,如果要说说有什么亮点,恐怕还真不容易。当民主到来的时候,也就那么简单,简单得让你不敢相信这就是世界上最不坏的制度。你可能还想不明白,这种制度为什么会让人类在黑暗中探索了几千年才寻得?为什么让那么多人抛头颅、洒鲜血去争取?


对于没有经历过民主、隔岸观火的人来说,还真不是一下子能够解释清楚的。好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的台湾,已经民主了。民主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海峡对岸;民主一点也不复杂,也就那么回事。然而,你知道中国人争取民主的路走了整整一百年吗?你知道台湾的民主经历了多少心酸与艰难?




——节选自《台湾大选观察:民主就那么回事》

2012年1月08日


对于我来说,这个所谓的“五都选举”几乎没有什么研究与发掘的意义。我反问一位询问我对“五都选举”有什么看法的年轻朋友,你是研究台湾问题的?你是研究民主制度的?你为啥想了解台湾某个县市的地方选举……他说,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名关心海峡两岸关系、关心中国前途的大学毕业生。他说,他正托人(送钱)在找工作,烦死了……我说,台湾的“五都选举”是一个逐渐成熟的民主制度下的一场选举而已,它和两岸关系,和你的生活几乎没有多大的关系,他和台湾当地居民的福利、工作与生活息息相关。你正在找工作,也许你更应该关心你所在地区找工作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有北京刚刚结束的党代会,那才是决定你未来五年生活与前途的东西。台湾人热衷于“五都选举”,那是因为这次选举将决定他们的“工作”与未来几年的前途……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回答读者关于“五都选举”的提问,这些年,我已经亲历过无数的选举,甚至比大多数与我同龄的美国人观摩过更多的选举场景。我经历的各种选举,大都与台湾正在进行的“五都选举”差不多,说简单吧,可以说它简单得不值一提,正如中央电视台展示的那样,几个想当官的候选人,在民众面前竭尽所能地“作秀”,你一言我一语地辩论,搞急了,还互相攻击一番。和小孩子们在家长面争风吃醋差不多,对不对?就这么简单。


可说复杂吗?那就实在太复杂了,即便我再怎么苦口婆心,你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因为要真正理解这些简单的选举场面,你不但需要从理论和思想上去理解整个民主制度与理念,你甚至还一定得设身处地,“潜伏”在选举现场,更要“潜伏”在经历过选举的普通民众中去学习、去体会、去运作……别说你和我,就连确确实实置身其中的台湾人,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完全的“理解”这一场又一场的选举?


别以为我在夸张。民主选举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断完善,在口水中完善,在民众的质疑中完善,在看似“混乱”的场景中完善,在政治家的失败与泪水中完善……在没有尽善尽美之前,谁能说这就是终极完美的民主?而大家几乎都有共识,这个制度永远不可能达到终极的完美,正如人性一样。


——《台湾的选举与北朝鲜的党代会》2010年10月19日


在台湾期间,我能够在每一个愤怒的台湾人身上寻求到一种大陆人身上没有的,特别是那些我初次见面的普通台湾人。他们有的对陈水扁执政愤怒,有的对马英九现在执政不满,但他们却都不对这个制度产生厌恶,没有一个普通台湾人会说这个制度造成这些腐败和无能,他们只是认为这个制度不够完善。更重要的是,我接触到的台湾人虽然愤怒,但几乎都尊重民主的游戏规则。


这可能就是民主制度的特异之处,每一个人都对这种制度议论纷纷,说三道四,批评和指责为多,但一旦进入这种制度的人,谁也不想退回去,或者选择其他在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一种非民主的制度。


且不说台湾的民主制度是哪些力量奠基的,到目前为止,我认识到,推动民主制度前进的最主要力量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广大的民众,他们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足,对这个制度漏洞的愤怒,对这个制度的期许,正在一步一步迫使政治精英们修补这个制度的漏洞。


毫无疑问,这两颗子弹挽救了陈水扁,让国民党继续在野长达四年之久。如果说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游戏规则被国民党自己破坏了,那么第二次则是两颗子弹破坏了这个游戏规则。所以,在2000年选举结束后,支持国民党的愤怒的群众包围了国民党党部,在2004年选举结果出来后,同样支持国民党的愤怒的群众却包围了总统府。


民主没有什么神秘的,民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是人民当家作主而已,一旦确立了这个民主的核心价值观,剩下的就是人类长期以来摸索出的一些民主的游戏规则。这些游戏规则有些看上去很可笑,甚至被有些集权国家的统治者说成是劳民伤财,说成是“虚伪的民主”等等,但没有这些游戏规则,或者破坏这些游戏规则,民主也就成了理想,成了镜中花、水中月。


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或者政体的逐渐完善,也就是这些民主的“游戏规则”的不断更新,或者修修补补。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有问题,但一发现问题,没有人会去质疑民主的核心价值观,更没有人想要推翻这个制度,而是去修补这些游戏规则,去完善这个制度。




——《台湾的乱象是民主太快造成的?》2008年12月24日


蒋经国的改革把国民党弄下了台,同时也赋予了国民党合法性。由于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就算蒋经国不去搞政治民主化,那么民主化的大潮迟早会席卷台湾地区。一旦到那个时候,国民党不是是否改革开放报禁和党禁的问题,也不是修改宪法实行民主选举的问题,而是你想下也得下,不想下也得下。


只是到那个时候——民众起而攻之的时候,国民党就不单单是被赶下台那么简单,而是要被集体审判,判刑和清算的。——我说的过分吗?一点也不过分,大家对国民党的历史都不陌生,且不说他们手上沾满了各阶层民众的鲜血(千万别告诉我他们是为了稳定,他们不能不杀一些无辜百姓),单凭贪污腐败这一条,也足够台湾民众把大大小小的国民党推上断头台了。如果你对历史不感兴趣,那么看一下苏联东欧的独裁党,被清算后至今都一蹶不振,更不用说卷土重来了。


等到长期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统治下没有人权、没有民主和自由的民众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也就是国民党人头落地,被广大民众彻底清算的时候,那个血流成河的情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屡见不鲜,并不是大家想看到的。


而避免历史重演的唯一方法被蒋经国先生找到了!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推动政治民主化,选定了一个最终将终结国民党统治的接班人李登辉,都是具有一个真正政治家的独到眼光的。


2000年5月20日那一天,民进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法合法地推翻了国民党统治,而就在这同一天,国民党——从此以后开始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合法的政党!


——节选自《国民党输掉了政权,赢得了合法性》

200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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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输和赢:输掉选战,赢得合法性? - 杨恒均 - 杨恒均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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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丢草 | 民主的颜色

@badiucao:民主之于大陆一路红灯,至于香港黄灯焦灼,索性至于台湾还绿灯畅行。祝贺绿营。如果可以,真希望台湾这座小小的岛能随太平洋的季风漂离大陆,哪怕飘到地球的远方。#九合一選舉


巴丢草:民主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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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 草芥词人



草芥词人






张鸣




韦庄是五代花间词人之首。花间词,男欢女爱,可做的好。都说唐诗宋词,词在宋代才成气候,成为一代文学的标志。其实五代词,一点不让两宋,只是,赶上一个乱世,长枪大戟的天下,武人们杀来打去。以前为官做宦的文人,陡然降价,最大的功用,是在征粮征税时记账。再不就是在武人登基时,做点仪式性的文章,或者给歌儿舞儿弹唱的小曲,填个词什么的。修齐治平这种大事,基本上想都不用想了。文人掉价,文人的作品,也没人当回事。那年月,百姓是草芥,文人也是草芥。真要是到了没吃的时候,百姓可以杀了晒成肉干做军粮,歌儿舞儿和文人,也一并这样处置。因此上,韦庄这样的五代文人,留下来的,也只能是花间词。花间柳下的文人,跟歌儿舞儿一样都是武人的玩物。




韦庄命大,进京赶考,却赶上黄巢打进长安,困在里面若干年,大难不死,写了一部旷世史诗《秦妇吟》。这首长诗里的两句:“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经常为人引用,最早见此,书里说是反映了农民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伟业。但是,诗中的另外两句:“家家血流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好像就让这个伟业打了折扣。到了提及身陷贼中(起义军)的秦妇早饭吃的是人肝脍,连黄巢也吃人肉时,让人想到的,大概只能是人间活地狱了。




贼寇如斯,官军也差不多。黄巢过后,最大的一支官军朱温所部,其实就是贼寇变的。那位凭着姿色免于刀锯的秦妇,如果没有死的话,估计最大的可能,还是要重入虎口,化为武人马后的猎物。乱世之中,见机早的文人,躲得快,生存概率比较高。但韦庄这样的,其实算比较笨的,只是命大,才活了下来。世道都乱成那样了,还痴迷科考,考了一次再一次。最后终于考上了,也做了皇帝身边的官,才发现文官一钱不值,如果不赶紧抱一个粗腿,小命随时可能丢了。幸好,他在蜀中碰上了当地的军阀王建,给王建做书记。此书记非彼书记,就是给人家写写画画的听差,比听差多那么一丁点面子而已。




幸好,这个王建,在军阀割据战争中,便宜占得比较多。随着势力的膨胀,野心也慢慢大了起来,终于要打算做皇帝了。尽管是个偏安的小皇帝,但仪式的功夫也少不了。这就用得着文人了,韦庄这样的才子,虽说老了一点,但毕竟是蜀中文坛领袖,多年跟着王建鞍前马后,可以施展的地方和机会都比别个多,一来二去,就做到了前蜀的宰相——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前蜀用的是唐朝制度,不管什么官衔,只要加个同平章事的衔头,就是宰相。




做了宰相,而且是蜀中这个较少战乱的地方的宰相,享福的日子也就来了。出有车,食有肉,家里还有若干佳丽,花间徜徉,也变成了自家园子里的风流。其中,有一个小妾色艺俱佳,被韦庄调教的,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吟诗作文,样样皆精,深得这个已经七十出头的老翁的欢心。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没留神,小美妞被王建看见了。老婆都是人家的好。五代时的武人,个个都色鬼。王建原本就是个流氓军人,从小兵一路爬上来,半耍流氓半耍枪。当日为了挤走顶头上司,居然让部下把上司的随从抓了,撕了做下酒菜,活活把个上司吓走。现在碰上自家宰相的美妾,焉能放过?于是,借口要这个小妾进宫教他自家妻妾吟诗填词,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这样的烂事,在中原称帝的朱温也干,到了臣子家,连人家的祖母带儿媳妇见一个睡一个,连个借口都不找,好歹,王建还找了个算是风雅的借口。




韦庄知道,人是借走了,但想要回来肯定没戏,连提都不能提。提了,自家吃饭的家伙,也许就没了。心里郁闷,填词一首《谒金门》:“空相忆,无计得消息。天上嫦娥人不识,寄书何处去?不忍把君书迹,满院落花春寂寂,断肠芳草碧。”据说,此词传入王建宫中,那小妾得知,竟绝食而死。




粗人王建,大概没心情理会这些艳词,就是理会了,也看不懂。所以,可能没明白这女子为何要不吃饭。或者,王建可能也就是一时新鲜,尝过鲜之后,也就搁下,只是忘记物归原主了而已。那年月,死个把女子,根本不算事。所以,此后王建还是做他的皇帝,韦庄也还做他的宰相。只是,做宰相的文人,心里多了一点郁闷,不久生了病,也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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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第65日:4000学生包围政总 盾阵抗警遍地伤

东网|南桥:党是怎样做到万众一心的

毛泽东的晚年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岁月,国家已经给搞得糟糕到不能糟糕的地步了,折腾却一个连着一个。到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的时候,全国老百姓都已经给折腾得昏了头,但是步调语调腔调都已经给训练得熟能生巧,昏着头一起折腾。看上去那真是万众一心的时代。万众一心是我党我国人民最喜欢最骄傲的境界。那时候每天要开会写大字报,人人都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常有亲友实在写不出,求我帮忙,我送过无数这样举手之劳的人情。简单得很,随手拿一张报纸,照抄一段。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我无数次地回想琢磨毛泽东晚年那个整整齐齐万众一心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状态,只得到一个词:苟且偷生。


就是在这万众一心苟且偷生的年代里,伟大领袖有一句让我们永远不敢忘记的话:七八年再来一次。

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候没有“大大”和“麻麻”的叫法,我敢发誓,谁叫了江青同志“麻麻”,不枪毙的可能性极小,公检法定会判你“恶攻罪”,全称比较长: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罪)这个预言可真是让人绝望,他老人家来上三五个“一次”,我们这辈子就算是完了。好在他老人家只是做了个预言,没有亲自继续实践下去的机会。而后来的人们都相信,主席也有说错的时候,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说错了,中国人民是再也不愿意再来一次了。


我却不敢如此乐观。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是个咒语。往魔幻里说,这咒语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和魔力,如梦如魇,时不时会返回最高领袖慈父般的心中。往理论里说,毛泽东同志的断言反映了深刻的历史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最高总结,是我党战斗力的来源,是我国崛起的荷尔蒙。


通俗一点的话说,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从头到底一直明白,不斗是不行的。不斗,谁跟你干啊?不斗,怎么能做到革命队伍铁一般的团结和纪律,党怎么会有战斗力,怎么能做到指哪打哪?不斗,人民群众怎么会团结在党核心的周围万众一心?


所以,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三十年前,中国的大学生都要上中共党史课,要把中共历史上钦定有结论的十次路线斗争都背出来。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需要背出多少次斗争。政治老师告诉我们,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时候,什么抓AB团,抓托派,抓天晓得是什么派的时候,党的干部们大部分是给自己的战友们杀掉的,而且总是采用最残酷的方式,活埋,用刀子,为革命省下子弹。后来这些冤死的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大多都“平反”了,恢复名誉。政治老师说,党认识到,这是历史上犯下的错误,必须纠正。这些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错了,本该避免的。


我比较愚笨,当年在学校时规规矩矩地背过那十次路线斗争,认认真真地读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驾驶革命航船绕过暗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最后是毛主席留下的革命遗言“七八年再来一次”终于让我茅塞顿开:党的最高领导心底里从来也没有认为历史上自己人杀自己人是个错误。他们明白得很,党是必须不停地杀,不停地斗的,只有这样,党才能团结如一人(不团结不和领袖如一人的,不是杀掉了,就是及时变得如一人了)。只有这样,党才有战斗力,才能让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不一心的,不是杀掉了,就是吓住了)。至于杀得冤不冤,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党只知道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党发明了一个说法,如果杀错了你,就算你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如今,共产党是掌权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党。共产党其实很明白,它做正经事儿是比不过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就像当年的东德比不过西德,现在的朝鲜比不过韩国,论社会文明程度中国的大陆比不上台湾和香港一样,但是党比较有信心的是,党有一套提高战斗力的办法,那就是全党团结如一人,万众一心的效果。

达到这个效果,只有一条不归路,重新祭起斗争的大旗,抓、关、杀。


习总书记上台后的大动作,现在路向已经比较清晰了。反腐打虎,打的是最近二十来年不识好歹偷盗红色财富的贱奴,真正的贵族红后代乃理所当然的主人公,本不在反腐之列。也就是说,未来中国不会因习总反腐而清廉,只是腐败将染上正宗的红色而变得更为合法而已。意识形态领域的风向转变,以周、花为指标,在智力与美学上产生的是雪崩式的下滑效应,几乎难以想像,大大和麻麻的流行歌曲在全国街头村巷都响起来将是什么光景。歌曲的创作者有把握公开讨赏,要求央视来找他们,要求上春晚。


与此同时,网上最新消息,优秀散文作家、着名编辑徐晓被控以危害国家安全而遭逮捕。着名律师郭飞雄庭审,竟然连续十八小时而且不让被告和辩护律师吃饭。事情做得这么恶,这么凶,这么丑,因为习总书记需要朝鲜式的万众一心境界。


中国的政治黑暗时期又要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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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立媒體 | Jon Ho:這一棍,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凌晨二時,站在龍和道最前線第三第四排的位置,我帶上頭盔和眼罩戒備,突然群眾叫囂,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之下就衝了。


想著前面有很多人,自己應該非常安全,但未幾,前面的人一個又一個被拉走了,只剩下一層保護在前面,再過就是深藍衫最副裝備的特警,然後我就在這個時候被推跌了。


雙眼和面全中胡椒,眼鏡爛了,跌在示威者當中,隨即被踩了幾腳,腦裡一片空白,不知下一秒會發生甚麼,只知道人踩人會死人的,我向天父祈禱:「天父呀,我唔想死。」


這個時候一個警察大大力捉住我,然後幾個警察對我踩了十幾腳,我想,死硬了,我要被拘捕了,情急之下,裝死躺在路上,警察見我沒有任何攻擊力,就專心對付其他人。


我躺在警察陣營的地上裝作昏迷,然後可怕的事就發生了,一個警察對著我動彈不得的身體揮打警棍,這是暴力,這是泄憤的行為,對一個躺在地上的傷者揮棍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絕對的錯,我很憤怒,此時,另一個警察過來制止:「喂唔好毆佢啦。」我才幸運逃過一劫。幸而是打大腿,打關節的話我以後都要坐輪椅了。


警察離開後,我開始起來逃跑,視力非常糢糊,腿很痛,勉強走到起來。一拐一拐的走著,只見一路盡是警察的背影,絕望之際,看見一個缺口全是示威者,就衝入人群。


四個醫護人員合力抬起我,幫我清洗,情況非常混亂,他們跑下停下,閉著雙眼的我也能感受得到,我哭著說:「對唔住呀…對唔住呀大家。」他們安慰我,帶我到一個安全位置,一張開眼,看見十幾人組成人鍊保護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沒有他們,或許我已經死了,或是在羈留所繼續被人毆打,我衷心感謝所有今晚救過我的醫護人員,以及所有留守的同路人。


真正的香港人本應如此。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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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老愚:性、通奸及爱情神话

新近落马的山西二名女官员,因被当局戴上“通奸”的帽子而备受瞩目。自2014年夏天起用的这项罪名,总算实现了“男女平等”。


“通奸”是曾经的法律用语,该罪是对冲破婚姻和道德约束者的严厉审判。将因情而生的两性关系贬称为“奸”,足以显示立法者强烈的道德立场。奸者,不伦之性关系也。在文学家笔下,不道德的行为背后,人性的迸发与挣扎,才是重点。由恋爱、婚姻一路下去的故事,不免令人乏味,“背叛”才是吸引人的主题。诸多规行矩步的人,也乐于观赏别人斑斓多姿的情感风景。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奸”是一件大罪,足以令当事人身陷囹圄,身败名裂。1997年新《刑法》废除此罪,代之以“重婚罪”。赞之者称这是尊重性自由,不以法律越俎代庖道德之事;毁之者则言,就此将打开潘多拉之盒,性魔鬼将肆虐神州。十七年来的社会演变,似乎印证了反对者的预言:中国正处于空前的性混乱,忠贞是忠贞者的墓志铭,放荡是放荡者的通行证。在解除对配偶的忠贞束缚之后,人们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做主”的自由状态。


但废除通奸罪并非肇因,人性沦丧、道德大崩溃才是性混乱的根源。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一个无道德社会,法律注定形同虚设,无论其法律条文何等繁杂严苛,都难以发生实际效用。


按照法律解释,通奸是指已婚人士与配偶以外异性发生性行为,其要点是: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无欺诈、胁迫之因素。在一个人性正常的社会里,取消通奸罪确实是一大进步,它保护了公民的性自由权利——法律从道德领域退出,让舆论及道德约束维持两性关系的稳定。


在中国,官员与异性的通奸,却属于一种特别的情形。貌似你情我愿,情至性起而同床共枕,实则是权力与色相互为诱因的合谋,双方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在做,其中的交易动机可谓心照不宣。看似两人的私密行为,其实是权力与性赤裸裸的勾兑。


本应自愿产生的自然而然的两性关系,变成了直接的利益博弈游戏。在诸多情形下,官员是唯一的赢家,因为他付出的仅仅是权力成本而已,那是由沉默的纳税人支付的。


官员对性的追逐和获取,几乎毫不费力。他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不需要展示个人魅力。美或丑、有无气质,这些不可或缺的性吸引元素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浑身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不受限制的权力,会让人产生绝对的自信与魔力。他们几乎是手到擒来,对权势者性邀请的拒绝,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毋庸置疑,委身雄性官员的那些女人,当然是这个腐烂社会的寄生虫,放荡就能获得他人劳作一生也难以得到的财富和享受。就欲望的满足而言,雄性官员与女通奸者都是大赢家,他们是权力所有制社会财富分配模式的最大受惠者。


官方高调使用“通奸”一词,以为给予了官员严厉的处分——甚于对老百姓的性道德要求,实属高举轻打,既淡化了性腐败的危害——剔除了权力的主导诱因,又免除了官员的道德负担,甚至还会让人们对通奸者产生“性情中人”的误判。该罪名让人们误以为“通奸”双方是“两情相悦”,这无疑给权力与性的交换涂上了一层浪漫的光泽。如此一来,一桩桩无耻的权力交易,摇身一变而为普通的性爱绯闻。毫无疑问,官员是此种污名化的受益者。


愿意被通奸的女人,绝对是性交易的受益者。她们知道怎样通过委身官员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她们轻而易举获得了切切实实的好处,同时还享受着权力的庇护。相比丰硕的收益,不道德的罪名可谓轻如鸿毛。


通奸的后果,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当官员满足不了女方的利益需求之时,你情我愿就变成了诱奸、欺骗,甚至演变成床上反贪的闹剧。要想通奸顺畅,官员须在上升通道中运行,并有足够彪悍的主宰能力。


“与多名上下级保持情人关系”。二女官员的“通奸”丑闻,提供了观察中国官场的另一个视角。在雄性官员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多的雌性官员,此乃“日后提拔”之后果也。越来越多的雌性官员又是通过何种方式不断高升的呢?答案是与上司保持性关系。这种无条件顺从的性进贡,正是上司所需要的放心礼物,更重要的是,女方可以借此保持与通奸者的亲密感,最终成为权力链条上的知己。至于与雄性下级保持性关系,当是雌性官员征服欲的需要,她们要通过捕获尽可能多的下属来证实权力的威力,无须讳言,当然也是为了满足亢进的性欲。因为,性欲与权力成正比。


洪水般泛滥的官员通奸丑闻表明,中国官场已处于绝对无道德状态:权势阶层业已取得逾越道德和法律的特权,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交配的权利。不受约束的权力,把一个个系统和单位变成了自己的性部落;普遍存在的赤裸裸的性勾兑,编织起性-权力分配王国。糜烂的权力,加速整个社会的流氓无赖化进程,并彻底摧毁了残存的一点廉耻和道德。


“通奸”,这个附着于失势的道德指控表明:一个官员若没有别的问题,性就不会成为政治炸弹。


习彭 习大大爱着彭麻麻


这样的爱情像神话


彭麻麻爱着习大大


有爱的天下最强大!


几乎要喊出“有爱者得天下”的口号了。性能击倒对手,也能树立偶像。在官员普遍“通奸”的背景下,突然冒出来的“大大麻麻”的“爱情故事”,便有了特别的意味。


转自《墙外楼》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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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Hong Kong Umbrella Revolution, November 30, 2014, by Pasu Au Yeung

Hong Kong Umbrella Revolution, November 3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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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今年前9月大陸紡品出口值增6%

(中央社記者韋樞台北1日電)紡拓會依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統計,今年前9月中國大陸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總值達2241.6億美元,年增6%,出口值增加最多的是纖維,達14%;進口總值280.8億美元,年減9%。

紡拓會表示,今年前9月中國大陸紡織品出口主要項目為成衣及服飾品,出口值為1388.0億美元,年增7%,占總出口值逾6成;其次為布料,出口值為401.5億美元,年增4%,占總出口值18%。各項產品出口值均較前一年度同期成長,其中成長最多者為纖維產品,計成長14%,出口總值約22.29億美元。


進口總值方面,紡拓會指出,前9月進口總值為280.79億美元,年減9%,主要進口項目為纖維產品,進口值為81.0億美元,年減25%,占總進口值29%;其次為紗線,出口總值為67.08億美元,占總進口值24%。


布料進口總值54.1億美元,年減9%,成衣及服飾品、雜項則分別成長20%、7%。10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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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談性色變 大陸出現精子荒

(中央社台北30日電)中國大陸民眾對捐贈精子態度保守,一方面害怕精液流失對健康有害,又常常「談性色變」,對捐精羞於啟齒,使得全大陸18家精子庫精源短缺,時常供不應求。

中新社報導,大陸河北省計劃生育科學技術研究院人類精子庫主任趙邦榮表示,大陸出現「精子荒」,一方面在於精子庫對精子的品質要求極高,另一方面在於捐精者的積極性不足。


他指出,中國傳統觀念認為「一滴精十滴血」,很多人害怕精液流失有害健康,但這種認知毫無科學根據。精液主要成分是水和少量有機物,正常男性每週排精2至4次,並不影響身體健康。


此外,中國文化長久以來對性的禁錮,使民眾「談性色變」,就算捐精也羞於向周遭朋友透露,無形中使民眾捐精出現心理障礙。


趙邦榮說,河北省人類精子庫今年以來共接待志願者700多人,與2013年相比成長幅度很小,但大陸社會對健康精子的需求卻不斷增加。


河北省計劃生育科學技術研究院副院長劉效群指出,在環境與飲食汙染、生活習慣不規律和工作壓力等因素影響下,大陸男性不孕症患者呈逐年遞增趨勢。


數據顯示,大陸目前平均每8對夫妻中,就有一對遭遇生育困境。在不孕的夫婦中,約15%是因男方無精症造成,只有採用志願者捐獻的精液進行人工授精才能生育,這些夫婦對健康精子的需求很大。


趙邦榮說,捐精是一項公益事業,能夠挽救不孕家庭,期盼身體健康的廣大男性民眾屏棄錯誤觀念,加入志願捐精者的行列。10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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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弱者的胜利 ——《半生为人》读后

弱者的胜利


——《半生为人》读后


文/高尔泰


来源/南方周末

发表时间/2012年4月


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蚤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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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有逃脱。出狱20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公众号:荐读 | jiandu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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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sforum|蘇賡哲:培養接班人捷徑

都市風雲 香港太陽報 2014年11月30日


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日前出席商會講座,談及佔領行動時說:「我們的年輕人這麼有理想,能言善道,但是不講道理……我們怎放心在二十年之後把香港交給這些人去管呢?」對香江府衙甚至對朝廷來說,這都是頭痛的問題,其嚴重性在於,這些年輕人來自全港大學,不少還是大學生的領袖。看來毛主席所說「知識愈多愈反動」,還真是一句頂一萬句的真理,安定城邦的首功,周融不就只有中學學歷嘛。


要找更加可靠、更講道理的接班人,也許小學生方堪大用,因為中學生還出了學民思潮,中學畢業不久的黃之鋒更在《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選舉打入三甲,他被捕快攻擊蛋蛋的消息傳出去,說不定排名會繼續躍升。這一來,豈不是只能在小學生中找接班人嗎?但二十年後,小學生最大也只是三十出頭,還未夠秤選特首,真是青黃不接的困局。


幸而北京大學名教授錢理群為香港找了一條出路。他說,現今包括北大在內的很多中國大學,正在培養一批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謂絕對,是這些大學生 毫無理想 ,個人利益是他們一切言行的唯一推動力。所謂精緻,是他們智商很高、有教養,所做一切合理合法,經常擺出忠誠姿態,最善於利用體制收取利益,「他們成為接班人順理成章」。只要梁愛詩們把香港學生鼓動去內地留學,將來何患沒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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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袭击后喀布尔警方主管引咎辞职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警方主管在塔利班针对外国目标发动一系列袭击后辞职。塔利班的袭击目标包括宾馆、外国使馆车辆和美国部队。


扎希尔将军星期天辞职之前,有关官员证实一名南非男子、他的两个孩子以及一名阿富汗男子星期六在喀布尔一家外国人宾馆遭到袭击时丧生。


阿富汗政府和军方官员星期六对记者说,三名枪手袭击了议会附近的一座宾馆,在试图控制这座宾馆的过程中不断开枪。


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表示,其中两名枪手被击毙,第三名袭击者引爆了身上的爆炸物。


安全部队解救了被劫持为人质的8人,其中包括6名阿富汗人和2名外国人。


塔利班声称对袭击负责,表示这座宾馆是基督徒传道中心。







from 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fghanistan-violence-20141130/2539884.html

为自由付出的高昂代价

(德国之声中文网)越南博主阮文海(Nguyen Van Hai)以笔名"妙岛"知名。十月底,他被从越南的监狱中释放,直接被驱逐到美国,甚至来不及与其家人告别。2008年,他因进行"危害国家的宣传"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但阮文海一直否认政府的指控。


2007年,曾经当过兵的阮文海成立了"独立记者俱乐部"。越南当局始终将这位令他们不悦的博主视为眼中钉,因为他总是对普遍存在的腐败之风和越共政府在与中国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态度提出尖锐批评。阮文海说,政府只顾肥自己的腰包,它必须摆脱强大邻国的欺负。


在越南,阮文海的命运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记者无疆界组织(RSF)认为越南的新闻和 言论自由受压制的状况非常严重。在年度全球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越南排名位于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74位,仅位于伊朗之后,中国之前。据记者无疆界组织(ROG)公布的消息,目前在越南仍有26名网络活动家和公民记者被关押在监狱中。


Prozess gegen Journalisten in Vietnam

越南法院开庭审判记者



流亡美国的博主阮文海仍然关注着越南的局势发展,他在美国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阮文海先生,你在监狱里度过六年多的时间。一个月前开始生活在美国并享有自由。你的感觉如何?


我被监禁了六年六个月零两天。获释出乎意料。现在很难用语言描述我到达美国后的所有感觉。飞机离开机场时,我很激动的看了一眼在地面上呈S型的 越南国土。我知道我必须继续战斗,直到我到某个时候可以返回这个国家。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们仍然住在越南。他们都生活在一个人权得不到尊重的社会。自由是最主要的感觉。这是我最大的梦想。终于可以自由的上网,打电话,不必再担心被监听。在路上也不再被共产党安全人员跟踪。


你是何时以及如何知道你可以前往美国的呢?


九月(2014年9月22日)美国国务院的一名代表通知我,他们正在就我的情况与越方进行谈判。但当时我并不知道具体的日期。


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你还组织过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但是另一方面,你批评政府腐败。你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政治活动家还是反对派人士呢?


作为越南公民,我和我的朋友们表达了我们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意见。我们要求政府尊重国家的利益。必须将人民的利益置于个别群体的利益之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反应。我是一个对我的国家和我自己承担责任的公民。


Nguyen Van Hai Dissident aus Vietnam Empfang in Los Angeles 21.10.2014

博主阮文海获释被驱逐到美国时受到欢迎



你到达美国时,受到一些挥舞着南越旗帜的人的欢迎。南越40年前就已经不存在。虽然越南已经采取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模式,但不是一个民主的法治国家。你怎么看待对你的迎接?


我出生和成长在越南北部,没有在越南南方生活过,所以我不想评论南越是否是一个民主或者法治国家。但是,1971年我去越南南方时,我看到了南越与北越政权之间的一些差异。南越有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繁荣的经济,有自由,允许出版私人报纸,公民也可以自由买卖。人们可以罢工,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一切都和我们在北方的书本上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完全不同。


这段时期的北越算得上什么法治国家?又何以 谈论权利与司法?即使在今天,越南也只有共产党的法律。


在洛杉矶机场,我有一种与家人久别之后重新团圆时的幸福温暖的感觉。我的同胞挥舞什么旗帜欢迎我,对我来说无所谓。重要的是,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旗帜是一个象征。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我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想法和其他人的象征。


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未来我将继续走我所选择的道路,为越南人的言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我不会停止战斗。






from Deutsche Welle: DW-WORLD.DE - Current Affairs http://www.dw.de/%E4%B8%BA%E8%87%AA%E7%94%B1%E4%BB%98%E5%87%BA%E7%9A%84%E9%AB%98%E6%98%82%E4%BB%A3%E4%BB%B7/a-18083512?maca=chi-rss-chi-ca-1044-rdf

法广|香港公民抗命: 逾7000警力今晚对付雨伞运动升级

民主路

(数字时代配图:香港民主集会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旺角市面29日晚出奇安静,但驻守该区的警察不敢疏懈,据此间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报道,为了对付“双学”星期日晚号召的活动可能将雨伞行动升级,当局已部署3500至4000警员在金钟一带驻守,目的是“守住政总(政府总部)”;同时又派遣大概相同的数字的警力驻守旺角,目的是“稳住旺角”。


在连续多日爆发街头巷战之后,旺角29日晚上市面出奇宁静,但警察成惊弓之鸟,部分街口均有6至8名警员戒备,途经市民只要戴口罩或撑黄伞市民都被截查,尽管香港傍晚时分却是是细雨纷纷。有人带着印有雨伞运动字句的黄伞到旺角行街购买文具,被6警截停。事后他继续逛街,但质疑警察连下雨都不给市民撑伞。


但旺角偶尔的宁静,却没有松懈警方的戒备,由于学联和学民思潮周日晚将发起的“晚会”,内容迄今不详,甚至连占中内部也不知道计划,双学亦不肯跟他们谈,询问下亦不肯回答,故不会无条件响应双学的行动。消息人士指出,占中理念是和平非暴力,但若双学理解的和平只限于不伤人,跟占中高举的和平便有距离,如打破玻璃、攻入建筑物,都不是他们理解的和平非暴力行动,届时占中义工或只留于金钟。


学民思潮在facebook专页呼吁,市民在公民抗命时,带齐各种防护装备,如口罩、眼罩、雨伞和头盔,但不要携带攻击性武器(如美工刀等利器),以免被警方没收甚至借此拘捕,亦不要主动攻击警方以泄一时之愤,亦不要投掷任何物品,引致警方施用暴力,导致无辜战友置身险地。但有关帖文没有提及行动内容。


警方消息表示,警方会确保有足够人手,稳住旺角大量的人群聚集活动,免生乱事,而面对占领者及学生周日聚集在金钟政府总部范围,警方要确保守住政总范围,以免有人冲入政总,甚至是礼宾府等地,如有集会者触犯这条底线,警方会果断行动,绝不退让。


警方同时又发出新闻稿,留意到有学生团体呼吁市民带同物资装备到金钟非法占领区聚集,更扬言会把行动升级。警方强调,金钟集会是非法集结,对这些团体继续鼓吹市民不守法的行为,警方表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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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台湾九合一选举:大陆网民有限度评论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新华网仅对选举结果作最基本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新华网仅对选举结果作最基本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之后,中国大陆媒体有限度地报道国民党在多数县市长选举中落败的消息,而内民网民表达的看法则部分地流传在社交媒体上。


11月29日晚,新华网发布消息,仅对选举结果作最基本的报道,没有作任何更详细的描述和评论。


“据台湾当局选务主管机关统计,在22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得6席,民进党获得13席,另有3席为无党籍”,新华网的报道说。


在大陆主流社交网络媒体新浪微博上,部分新闻媒体以及网民则对“国民党惨败”、“马英九将辞国民党主席”等等台湾“九合一”选举相关消息和传言作了传播,并有限度地发表了看法。


新浪新闻中心24小时播报突发新闻的微博帐户“头条新闻”在30日凌晨推送了《台湾“九合一选举”全景展示》的新闻专稿,较为详细地报道了选举投票过程;另一个新浪新闻中心的滚动资讯帐户“微天下”则在30日上午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发布了微博,转述了台媒称马英九对国民党主席之位“绝不恋栈”、并可能请辞的报道。


有微博网民对“九合一”选举发表看法和评论,有不少得以在该网络平台上流传,包括认证用户。


台湾知名作家、文化评论人张铁志在微博上转发被评论了国民党在台湾媒体上刊登的拉票广告,批评国民党理念保守,失去了对年轻人的号召力。


“为什么国民党输这么惨,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只要看看这个”,张铁志在微博上写道,“在选前一天,国民党党部在台湾媒体上刊登的这个广告:叫年轻人父母的话投给胜文。这一方面表现出他们保守的家父长主义,摆明了与青年为敌,其次是用膝盖想也知道:这无法拉到任何票。只能说不败才怪。”


原搜狐公司副总裁、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则在微博上评论马英九可能辞去主席之位的消息:“马英九辞了,谁来接呢?不会王金平吧?想起陈文茜的一句话:马英九是个好人,马英九是个笨人,马英九是个好笨的人。唉!”


前地产商人任志强则转发评论刘春微博称马英九“至少不腐败”。


潘石屹则再转发说:“陈文茜对台湾政治很有预见。”


国民党方面已声明,不承认马英九将辞去党主席职务的消息。


同时,一些普通网民的评论也出现并留存在新浪微博平台上。一个网名叫“清冷佛龛”的网络作家写道:“刚看到国民党败了,满心悲凉,不禁悲从中来。都不指望你上岸了,可你怎么连岛也丢了。”


“腐败零容忍”则在“头条新闻”专题文章推送微博的评论栏上写下“选了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然后加上了一个“大笑”的表情图标;“添柴拾遗”则在稍早的时候写道:“马总统敢真选,也真敢选。”


微博认证为“留德学者”的杨佩昌则写道,台湾人不可过于苛刻:“国民党不贪不腐,台湾人居然还不满意。如果你们碰到贪污万亿、财产家属放在美国、强拆房子、殴打小贩、滥发货币的情况,你们台湾人还不得集体自杀啊?”


另一方面,诸如“如果咱共产党能竞选失败,我也流泪!”“大块人心事,国民党去死!!!”“民进党在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大获全胜,表面看是国民党惨败,实际上是中G惨败”等等微博和评论,则在该平台上被屏蔽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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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谈网|香港抗议运动不大可能的少年领袖

Hong Kong Democracy Protest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据美联社11月28日报道,14岁时,他开始步入聚光灯下,并帮助最终打败了香港当局计划推出的“国民教育”课程。该课程被称是对全市青少年洗脑的一种阴谋,来支持中国共产党。


现在,18岁的黄之锋在帮助引领大多是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争取在香港能有更大的民主改革。


他清瘦、严肃,通常戴着黑边眼镜,常被见到在低头摆弄他的智能手机——这是年轻抗议者们通过社会化媒体和群组聊天来发送信息的重要工具。


然而,在手拿麦克风对人群讲话时,他有着十几岁青少年鲜有的成熟,他话语简洁,并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因为在这样一个年龄敢于站出来说话,尤其是因为他所做的,而受到支持者们的钦佩。


“他在领导民众运动中很出色”,30多岁的保险经纪人Terry Ng说,他参加过一些抗议。


18岁的高中生Angel Chow说,黄之锋具有启发和让人们批判性地思考政府政策的能力。她说,“他非常年轻。他能够带领一大批人去政府抗议,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黄之锋有着很多的反对者。他一直遭到香港亲北京媒体的攻击,包括《文汇报》刊登一篇文章,指责他是为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做事。


本周,自抗议运动两个月前爆发以来他第二次被捕获释后,他和他的律师被两名男子扔鸡蛋。


周三,黄之锋及另一名深受欢迎的学生领袖岑敖晖和另外大约150人在警方清除旺角一个抗议营地时被拘捕。香港一家法院周四下令禁止他前往旺角。在支付了500港元(65美元)的保释金后,他获得释放,他的案件延期至1月14日。


在离开法院时,黄之锋向记者们展示了他颈部的一些小伤口和瘀伤,他说是警方打他造成的。他还说,他们六次或七次伤害他的私处。


拘捕黄之锋和岑敖晖似乎反应出随着北京日益失去耐心,香港当局试图让该运动的领袖们“出场”,来结束9月底开始的抗议。学生们和其他市民走上街头反对中央政府的决定——在2017年香港第一次直选特首时,所有候选人必须经过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同意。


黄之锋在开启这场示威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当时他们在港府总部外举行集会,他自发地呼吁众人重夺“公民广场”。100多人爬过高高的围栏或是冲过大门。黄之锋、岑敖晖和其他学生领袖被捕。


他们在没有被指控的情况下被拘押了接近48小时的法律上限,这引发了公众愤怒,驱使更多人走上街头,香港警方以发射催泪弹回应。这一次引爆了所谓的“雨伞运动”,指的是示威者们用雨伞来抵挡警方的胡椒喷雾。


数周来随着时间的拖延,露宿街头的抗议者人数已减少,但在另两个营地的路障和帐篷仍在。政府举行过一次与学生领袖们的电视对话——尽管黄之锋没有参与,但是没有做出任何让步,也没有对示威者们的诉求试图去做任何回应。


黄之锋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中产家庭中长大,据报道,他从六、七岁起就随着他的父亲去探访香港一些穷人,这让他受到熏陶,关心社会问题。


他毕业于一家基督教私立中学,今年秋天开始入读香港公开大学。由于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平平而未能进入香港更久负盛名的大学。


2011年,他与一些学生朋友成立了一个叫“学民思潮”的团体,以反对港府计划向香港的学校引入北京式的“道德和国民教育”科目。很多香港居民视港府此举是试图向青少年灌输,教导他们去支持中共政府。经过几周的抗议后,香港当局取消了该计划。


黄之锋坚信带头推动香港变革的责任落到了学生们的身上;在香港,因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及大陆对香港的影响力日增,香港年轻一代人越来越担忧这座城市的未来。


他7月份对美联社表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世代的人都一样:学生总是站在民主运动的前线”,“对未来、工作或家庭方面,学生的压力较小…..比起其他人,他们更可能站在前面。”


黄之锋的第二次被捕将对示威者们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观察。他在警方清除旺角抗议营地前曾(预料自己会被捕而)录制了一段录音,他呼吁坚持。他在录音中说,“这场运动,我们争取的是成果,而非争取退场。我在羁留室的时间里,大家要坚持下去,我们没有失败的本钱。”


原文:Hong Kong protest movement’s unlikely teen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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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宪法应当如何顺应世界宪政潮流

刘苏里:徐晓被带走前后

来源:新浪微博 @醒客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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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



自徐晓脚踝骨折后,每两三天到她住处坐坐,闲聊,一如往常。25号下午四点五十六分,我和通过最后一个电话,确认27号见面事宜。26号下午一点二十五分左右,开车路过她住处,想停下来到她家坐坐,想,明天就见了,不差这一次。望了望小区入口,一脚油门,“明天见”。


但没有明天!说实话,不记得自己被什么后悔的事击倒过。但这一次,不知何时才会从无尽的后悔中缓过劲来:经事后核实,“一脚油门”的那一刻,几乎就是徐晓被带离小区的时间!如果我停下车。。。。如果她被带走最后一刻见到我。。。。如果。。。。如果。。。。


27号上午十点十四分,接到之虹电话,说,徐晓电话关机,门铃没人回应。我说,她从不关机,你再试试,我吃口东西随后就到。磨磨蹭蹭到小区时,已是十点五十七分。门铃。。。。电话。。。。又门铃又电话。。。。几乎本能反应,出事了,“不会病在家里没人知道吧?”


给她的助手电话,请她打徐晓家里电话,回说,没人接听。我问,你最后与她联系的时间?她查了邮件,说,昨天中午十一点零六分,徐晓老师回了我最后一封邮件,下午三点多返回一封邮件,就再也没回我,还觉得纳闷呢。我说,你问问其他同事,看谁跟她联系过,尽快回我。


预感升上来:她不是病了,而是被“带走”了。几乎本能反应,给薛野挂了电话,关机!跟之虹说,打电话给某某,看他最后跟薛野联系的时间。回说,昨天某时,还约了今天见面。“继续打”。又跟徐晓助手电话:找徐晓姐姐电话。。。。小时工电话。。。。所有能找到她的电话。。。。打打打。。。。


我还不死心,与之虹等待进出门禁的人。我要冲到单元顶层,用身份证开门——她助手说了,”徐晓老师平时出门只带上门而不反锁“。我要把她从病中救出来,送她去医院。。。。谁能病她不能病,她是我们周边冰冷世界最温暖的温暖。。。。嘴上却对之虹说:凶多吉少,她可能被”带走“了!


是在寒冷中听完叙述。此时只剩下冷静。与徐晓助手反复核对时间后,推断谎称来看”徐阿姨“脚伤的人,是26号中午十一点五十分敲开徐家门的,下午一点二十分到三十分之间将徐带离家的。我看了手机闹钟,十一点四十二分。天,整整二十四小时,竟无一个朋友知道徐晓被”带走“的信息!


跟之虹分手,驱车回书店——”夏霖案“一摊事还等着处理。。。。更多的事等着处理。待我从回龙观再次返回书店时,徐晓助手陪同徐晓二姐的儿子已到书店。一二三四五交代完意见后,早过晚饭时间。没时间从头想到尾,26号这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天被带走的,还有三个人!


刚过去的一天,不断接到世界各地打来的电话,就一个主题:徐晓在哪儿?徐晓怎么啦?联系不上徐晓!她不会出事吧?。。。。我真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些问话。必须说的朋友,我嘱”消息暂不扩散“;稍远的,谎称”还在核实中“。最难应答的,是徐晓儿子从国外打来的电话。跟他说,我们在,别担心。


徐晓,你知道么,下决心写下这些文字,不是为了记录,更不是为了告知。我想陪着你度过今冬第一个温度零下的寒夜——送不进御寒的衣物,希望这些文字能带给你些许温暖。你给朋友们的太多,此刻,我们还能带给你什么呢?!——即使今夜,脑际萦绕的,是你的名篇《五月的鲜花》。。。。


经与昌平区龙园派出所核实,2014年11月26日,徐晓被北京市公安局预审总队”带走“。据亲属,没有收到任何文书,被告知,涉及”国家安全“已被刑拘。消息是否确实,仍有待核实。


关于徐晓名篇,记忆有误,是《永远的五月》而非《五月的鲜花》,特此更正,并向各位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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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伞运动抗争持续 未来或不排除暴动


香港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星期六警告说,雨伞运动是世代之争,反映年轻人不甘接受现实,持续的抗争会让未來两年无法管治,甚至不排除会有暴动,但长远来讲是好事,若经历大的冲突及不稳后,中央可能会容许香港多一些自主。


王永平还表示,社会目前矛盾和张力大,政府不断用武力解决政治问题,最近民调显示有八、九成年轻人反对政府,这是严重问题,这种对立多年未见,不能简化为年轻人向上流动或房屋问题。


王永平质疑,港府不愿也不敢为港人向北京争取真普选,又不放下身段与学生对话,不排除会出现暴动。


另外,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认为,未来几个星期,即便政府能把所有占领区清场,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因为香港已诞生一代民主诉求鲜明、抗争意识强烈和坚韧的年轻人,一日不建立起市民接受的民主普选制度,未来他们还会无畏无惧地出来抗争。


另一位占中发起人陈健民表示,学生和市民都为占领运动付出很多,希望学生在争取民主的抗争中,“放长眼量,转化运动,深耕民主”,重申占中三子将会与同路人一起自首,承担公民抗命的法律责任。







from 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ongkong-will-experience-more-turbulance-20141130/2539842.html

呦呦鹿鸣|政治就是找回良心(台湾两篇胜选感言)

11月29日,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投票,此后的结果是:在22个县(市)长中,中国国民党获得6席,民进党获得13席,另有3席为无党籍。


最受瞩目的台北市市长选举中,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击败了连战之子连胜文,当选市长。以下是柯文哲胜选感言:


640 (2)


改变成真,向伟大的市民致敬!


感谢台湾、感谢伟大的市民朋友以坚定的意志,相信「政治就是找回良心」,相信「开放政府、全民参与、公开透明的政治理念」,相信「人因有梦想而伟大」,相信「众人之智慧会超越个人之智慧」,相信「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也相信「如果有选择,应该坚持正面和进步的方向」。这些相信的力量终于让台北市改变成真。


亲爱的市民朋友,我们启动了爱和拥抱的力量,恢复了这座城市的光荣感。这次台北市长选举的结果,彰显了台湾民主的价值和台北市民追求进步的决心。此时此刻,对柯文哲而言,是选举的结束,但是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开始。我会更加谨慎谦卑、艰苦奋斗,在市民的监督之下,实现政见的承诺。


我先在此向其他六位竞选伙伴致意:感谢陈汝斌、赵衍庆、李宏信及陈永昌四位先生的努力,我们共同见证了历史;感谢连胜文先生对我的指教,让我得以发现缺失、学习改进;更要特别感谢冯光远先生,不但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参与选举,而且提出许多务实的政见。六位竞选伙伴对于市政蓝图的规划,柯文哲都将虚心采纳,同时,我向市民承诺的「六大愿景」、三十项「柯P新政」、「透明廉政公约」以及「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理念,都将带进台北市政府具体实践。


亲爱的市民朋友,感谢有您。我离开台大医院,独自一人投入这场选举时,支撑我的信念是:「如果有心要完成一件事情,所有的人都会一起来帮你」。造就台北改变成真的力量,来自于庶民、乡民和公民。


我来自庶民,未来进入台北市政府会继续倾听庶民的声音;乡民力量的展现见证了网络世代的强大,无论是在线捐款、理念传播、活动募集,这都是一场网络主导的选战。从白衫军到太阳花学运,公民运动造就了台湾新政治的来临。公民社会的崛起不是否定政治,而是开拓公民参与的契机。政党与政治人物必须更谦卑面对公民社会,这也会是台湾政治的正面发展。


意识型态的高墙就要倒下,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未来的台北市政府不但将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也会提供给市民公开透明的市政信息。我要再度向市府同仁承诺,在我任内公务员不必服务政治与政党,只需要全心全力服务台北市民。


另外,我要感谢民主进步党的谦让,让「在野大联盟」可以实现。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竞选团队:姚立明总干事、李应元秘书长、纪政总团长,许许多多隐姓埋名默默付出的政治前辈,以及透过海选参与了这场选战的年轻朋友。你们的努力,创造了2014年的台北奇迹。


亲爱的市民朋友,这是一场你与我共同以爱为名、标举和解宽容、坚持公平正义的竞选。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没有投票给我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的声音,我一样听到了。没有人需要为选举的结果感到失落,One city one family,选举过后,台北市民都是一家人,每一位市民都是鞭策柯文哲进步的力量,这座伟大的城市会继续前进。今晚请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工作。


谢谢大家。




下面这篇是马英九2012年胜选的感言,大家可以从中对比下格局的区别:


640 (1)


萧“副总统”、连荣誉主席、吴荣誉主席、吴“院长”、王“院长”,现场各位长辈、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


恭喜大家,我们赢了!


这不是马英九个人的胜利,这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这是我们一条追求清廉、繁荣与和平的台湾路线的胜利,对不对啊?这个胜利,台湾人民给了我最清楚的信息,要我继续朝这条路线走下去。台湾人民也给了我明确的使命。让我尽力完成创造台湾新历史的任务。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让我能够再有四年的机会去完成台湾所需要的改革,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这一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连任,是因为人民肯定我们拒绝贪腐、坚持清廉的努力,对不对?也肯定我们开放松绑、振兴经济的努力,对不对?人民也肯定我们搁置争议、争取两岸和平,把危机转变为商机的机会,对不对?各位。这也是人民肯定我们采取正确、正派、有效的活路外交,赢得了国际的尊重与支持,让台湾人民能够遨游世界,对不对?


当然,我也了解,许多的人对我们还有更高的期许。大家希望我们在照顾弱势之外,要更重视分配的正义,要继续缩小贫富的差距,同时要重视青年就业的问题,以及如何协助他们实现他们的台湾梦,对不对!


请各位放心,我会继续重视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保育,我们会重视农渔业的有序发展,我们更会重视人民对政府施政的感受。我在这里保证一定全力以赴,不达目标,绝不终止。


各位乡亲,我们赢了。但我们要像四年前一样,高兴一个晚上就好了,因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要在这边特别强调,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民进党蔡主席跟亲民党宋主席对我许多的批评与建议。我觉得他们的意见都非常的宝贵。我会了解,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关怀台湾的心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会感谢他们,并且慎重的研究及评估,只要对人民,对台湾人民有利的,我都一定会采纳。好不好!


未来,我连任之后,每半年至少会邀请在野的政治领袖共商国是,希望能真正找到对人民真正有利的政策,大家一起为台湾奋斗好不好!


在我这次竞选的过程当中,我跑遍台湾各地,倾听人民的声音,也不断地自我反省,我会仔细地检讨有哪一些的政策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会继续;哪些政策受到人民的批评,我们会检讨,会改进,必要的时候会停止。同时,我们会再继续征求大家的意见。我每个月都会邀请人民团体跟我座谈,深刻地听取大家的意见,把大家心头的话记下来。我会一一地、谦虚地进行必要的改进。


对此我特别要向各位报告,我们这次的连任,希望未来的四年,台湾弱势的民众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我们贫富的差距可以进一步地缩短,还有在经济方面我们一定要推动结构性的改变,让台湾有更多发展的空间,十年内我们要加入TPP跨太平洋经济协议,让台湾真正能脱胎换骨,好不好!


同时,未来的四年,两岸的关系会更和谐会更有互信,冲突的机会会更小。我一定会让我们台湾有一个有序、和平、稳定的环境好不好!


同时,我一定会继续扩大我们跟国际社会互动的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更有尊严的遨游全世界,全世界走透透,让我们在全世界任何一条大马路上都能够昂首阔步。


我们希望加强跟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跟经贸的往来,让台湾在世界经济及文化的版图上能够昂然竖立,成为推动文化交流及经济发展重要的力量,好不好!


我们还要继续推动改革,我会大刀阔斧的来推动,让台湾脱胎换骨,要为我们台湾公平正义有序发展奠下坚强的基础。各位乡亲,我会用生命来扞卫“中华民国的主权”,台湾的安全和台湾人民的尊严,生生世世要为台湾奋斗到底,好不好!这是我对台湾最庄严的承诺。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萧“副总统”在过去4年当中对我的支持。我们微笑老萧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在关键时刻提出关键对策,让我们过关。


同时我要谢谢吴敦义“院长”,他能够接受我的付托,担任“行政院长”。这两年多来不论是在经济的复苏,灾区的重建,跟疫情控制上都做得非常的成功。现在又要跟我一起在未来的4年中并肩作战,我要好好谢谢他。


同时我要谢谢连荣誉主席、吴荣誉主席、王金平“院长”,跟所有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包容我的党内先进伙伴们!


我当然要谢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尤其是这一位(周美青)。她是我从政以来对我最大的支持力量,也是我家里面永远的反对党,永远用最严格、最犀利的标准检验我、帮助我、鼓励我。我要好好谢谢她!


我当然还要感谢所有一起和我打拼的行政团队,以及辛劳奔走的选战伙伴,还有千千万万热情乡亲,牺牲奉献的志工朋友们,谢谢大家!


最后,再次感谢投票支持我的这么多朋友们,因为各位坚强的支持、温暖的鼓励让我能够有继续奋斗的勇气,我要谢谢大家!


640


(上图为落选者连胜文(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儿子)拜票的场景。有评论说,如果连胜文不是连战的儿子,就赢了。此次民进党甚至打出“投票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的口号。不得不说,在台湾走政治路线,实在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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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新疆莎车暴力事件至少15人死亡

中国官方媒体周六报道,在中国西部的动荡地区新疆,警方击毙了一个团伙的11名成员,该团伙袭击了一条餐馆和大排档林立的街道,造成4人死亡、14人受伤。


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新疆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上周五下午,袭击者驾乘车辆前往莎车县的袭击现场,向街道投掷爆燃装置并砍杀群众。新华社称,在附近巡逻的警察向袭击者开枪,并在现场查获了爆燃装置、大刀和斧头。该报道没有透露是否有袭击者幸存。


新华社的报道称袭击者是“暴徒”,但并没有谈及他们的动机和民族,只是说当局仍在调查这起袭击案。但是,在过去,中国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类似袭击归咎于谋求家乡新疆独立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分子和伊斯兰武装分子。


然而维吾尔族民族自决倡导人士已经表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政策压制了维吾尔宗教生活和民族自治,加剧了维吾尔族和汉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过去一年中,新疆各地的骚乱导致逾400人丧生,其中很多是安全部队成员。


莎车县也被维吾尔人称为叶尔羌,位于新疆西南部,这里的维吾尔族居民多于汉族和其他民族,他们对政府政策和汉族移民深感不满。根据政府统计,莎车县的80万居民中96%是维吾尔族,3%是汉族,1%属于其他民族。


上个月,一家中国法院宣布,由于参与7月在莎车炸死37人的“恐怖袭击”,12人被判处死刑。在那次骚乱中,还有其他59人被警方击毙,他们后来被当局称为暴恐分子。但维吾尔族流亡团体称那是一场大屠杀,在遇难者中,有一些是抗议当局对伊斯兰宗教活动收紧限制的示威者。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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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 傳播立法 大陸草擬新聞法

(中央社記者高照芬上海30日電)中國大陸新聞出版總署前署長柳斌杰表示,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研究新聞傳播立法,新聞法治化的時程向前推進。

中國廣播網報導,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主任委員柳斌杰日前在人大工作中透露,中國大陸正在研究傳播立法。


他表示,新媒體發言隨意,吸引目光;傳統媒體管制嚴格,面容呆板。一樣的傳播兩個尺度,讓傳統媒體常常感歎「帶著鐐銬跳舞」、環境不公。而傳播立法將終結這一局面。


中共第18屆中央委員會第4次全體會議(四中全會)10月在北京召開,首次以全會的形式專題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10月24日隨即召開座談會,研討加強依法管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全面推進網路空間法治化。


柳斌杰認為,依法治國,新聞傳播也要有法治思維,走向法治軌道。否則底線不清、邊界不明,媒體不好把握。新媒體發展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形成另外一個輿論圈,這種發展不平衡,是不可取的。


另一方面,傳播立法能使媒體獲得自主權,媒體依法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也可依法判斷自身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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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sforum|梁文道:做個正常人

香港蘋果日報 2014年11月30日


接上篇:梁文道 – 記一位剛剛認識的律師


就在夏霖被帶走的前幾天,我們還在一起,為一位朋友慶生。那晚的雪白小蛋糕意外地好吃,質地柔軟,但又不至於鬆垮;有些甜味,但又不算過份,正合我們的口味。壽星告訴我們,這是正被軟禁的一位友人特地託人訂製的。難怪,她的品味一向很好。


是吹蠟燭許願的時候了,壽星輕聲說出他的心願:「希望一切還在裏頭的朋友平安,也希望所有在外頭的朋友無事……」。我們沉默,心裏也暗自真誠地祈求。燭光已滅,大家一邊分着蛋糕,我一邊說:


「剛才聽到XX的願望,一回想,才發現過去十多年來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幾乎竟有一半蒙難。不是坐過牢,就是正在坐牢;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接近失業的邊緣;不是流亡,就是處在一種不能回國或者不敢回國的尷尬狀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大家變得激進了嗎?不,其實做的事情還是一樣的事情,說的話也還是沿着同樣的路子,和幾年前根本沒有什麼分別。重看我從前在專欄裏寫的東西,要是以今天的口徑估算,大概都出版不了。浦志強他們幹的事情,一年前還能上雜誌封面,維權運動在幾年前也還是官方媒體正面報道的題材,現在呢?在這種情況底下,溫和與激進的分別根本沒有意義,那條線的定義從來不是客觀的,因此也從來都不是我們把握得了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是安全的。」


莫非一語成讖,不到幾天,夏霖就被帶走了。我說「帶走」,是因為我們很難斷定一個人這樣子莫名其妙地消失算不算是被捕。走的時候沒有正式拘條,他們的家庭往往過了許久也得不到通知;律師可以去找他嗎?就連律師也都被「帶走」了,你還找律師?這就像我那些回不了國的朋友,從來沒有正式放逐的命令,只是透過各種管道傳來威脅的信息,讓你不敢重踏國門。所以這一切都是含糊的,不算被捕,不算流亡,只是靜悄悄地消失。


咎由自取,有人如是指責。例如維權律師,我曾見過官方媒體評論,指他們到處尋找中國社會的黑暗面,無限放大局部的問題,根本不合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漠視了主流的發展方向。但是,當聽說一個洗浴女子被人強姦,因為自衞而殺了人的時候,你首先想到的是要弄清楚事實,還是覺得這是個暴露中國社會黑暗面的好機會呢?當一個盲人受到非法軟禁,你去幫他,這是出於仗義,還是想要放大局部的問題。有誰能告訴我,在單純的同情心與樸素的正義感,以及「刻意破壞大多人的利益與主流發展方向」之間,是否有一道清楚而穩定的標準?


所以這是一個嗅覺的問題。既然你永遠都不會知道「好人好事」與「尋釁滋事」的差異,既然你永遠都不能判定一件事情該談還是不該談,那你就只好持續地靈敏,在最平凡最日常的狀態下保持警覺,於無異處聞出可怕的氣味,然後閃躲。又或者乾脆關掉自己天生的部份機能,冷漠、世故、不憤怒、不傷心,於是就能免去一切消失的危險。


就像服下令人快樂的藥丸(不由得又想起陳冠中在《盛世》中的預言),讓自己充滿「正能量」。對身邊的不平無感,因此頭一回成了受到鼓勵的人間美德。當然,這不是叫你徹底忘卻正義感。只不過這個正義感不能由你自主,它是需要「引導」的。 比方說你見到一位患有肺塵病的工人久病乏治,在中央電視台的號召底下,你和大伙捐款協助,這就是好的正義。要是你帶頭追究當初聘用這些工人的部門不負責任,那就是居心不良地搞事了。同理,地方上有貪官作威作福,你自己跑去上訪投訴,這是不對的。等到上頭訪查出了結果,打貪成功,此時你再燒鞭炮慶祝,做被大快的人心中的一份子,這就正確了。 所以正義感和同情心不是一種天然的感情,更不可能人皆有之;相反地,它應該是一種配合時勢的情緒表演,講究的是對局面的掌握,以及情況演變的精密計算。


要是做不到這點,你或許可以像高耀潔醫生,因為不受「引導」的正義與愛心,贏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評選的「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甚至成為中央電視台「感動中國十大年度人物」。然後呢?然後她在幾年後去國出走。


咎由自取,我想我這些朋友的麻煩確實是自找的。因為大街外頭就是一個正常的世界,你看那裏有很多人都活得很快樂,很「正能量」,從來不必擔心「帶走」和「消失」。那種正常,就像米沃什(Czeslaw Milosz)在《被禁錮的心靈》裏所說的:


「人們常常把生活的秩序理解為自然秩序。在上班途中,人們看到的房子,似乎更像是從土壤裏鑽出的岩石,而不是人類用雙手和思想所創造出來的產物。人們認為,他們在辦公室或工廠所做的工作對世界的和諧運轉至關重要。……他曾認為國家的部長或銀行經理都是重要人物,並且羨慕他們;與此同時,他認為擁有大筆錢財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他不相信,有一天在他所熟悉的,貓咪睡覺、孩子玩耍的街道上會出現一個帶着套馬索的騎士,而這位騎士會抓住路邊的行人,將他們拖到屠宰場後立刻殺死或吊死。他習慣以最謹慎、能避開人們注意力的隱秘方式來滿足生理需求,而不管是否所有人都有這樣的習慣」。


然而,正常人並非真的不相信異常的存在。他知道,甚至親眼見過,路上確實有人被騎士抓走。只是正常世界的居民自有消解意外的心理技巧,他有着健康的世界觀。米沃什遂接着說:「以前,如果傍晚有人在街上被屍體絆倒,那位公民會立刻跑去打電話,之後很快就會有一群人圍攏過來,開始嘰嘰喳喳地議論或評論一番。現在他知道,必須迅速躲開躺在烏黑泥濘裏的屍體,不要提任何沒有必要的問題。開槍的人總會有自己的道理,而地下審判從來不會聽取被告的申訴」。


我的朋友,我真覺得我們就像香港南丫島出生的海龜(請原諒我這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偶而會成為媒體上的奇觀,讓人亢奮一陣;大部份時候卻潛行在另一個不為人知的世界之中。在繁忙的海域中被船槳撞死,被漁民的拖網纏繞窒息,在剛從沙堆冒出頭來的時候被海鷗叼走,於是數目越來越少,也越來越難以被人察覺,默生默死。依然溯游回航,依然在滿月的時候產卵,依然在破殼之後艱辛緊張地爬向大海,沒有理由,至少沒有說服得了任何人的理由;只不過是照着自然本能罷了,低頭前進,無有退路。這種狀況,本來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形容。可我向來悲觀微小,不願使用這麼壯闊的說法,更何況我們註定消亡,滅絕在這個跡近隱形的另一重現實。以後,剩下的就是正常世界,與更快樂、更明智的大多數正常人。(海龜二之二)


(註:在寫這篇雜碎的時候,忽然收到《今天》創刊編輯徐曉大姐被帶走的消息。她是我所遇過的最好的編輯,多年來蒙她細心關照,上個月還曾勸我要當心時局自加保重。一個好幾年不公開發言,總是默默助人的溫和好人,怎麼就背上了「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一時心焦如焚,語無倫次,還祈讀者海涵是幸。)


相关阅读:王和岩:我的朋友夏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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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媒:马英九周三或辞国民党主席以示负责


据台湾数家媒体报道,马英九总统可能周三辞去身兼的国民党主席一职,为星期六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历史性的惨败负责,由第一副主席吴敦义暂时代理,在3个月内改选。报道援引国民党消息人士称,马英九对党主席“绝不恋栈”,一定会负起责任,又指周三中常会上将有“重大宣布”。


报道还说,身兼国民党副主席的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表示要为选举结果负责,周六晚已向马英九口头请辞,今天会正式辞任。此前,马英九已批准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权辞职。


在此次台湾22个县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只赢得6个县市,失去8个。而民进党一举拿下13个县市,无党籍赢得3个,包括台北市。而在“六都”直辖市中,国民党只保住新北市,遭遇空前挫败。


不过,也有媒体报道说,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星期天表示,虽然马英九对职务并不恋栈,但是现在是党内需要稳定的时刻。报道说,马英九未在周六宣布辞去党主席,原因是他对改革国民党有其想法和步骤。







from 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ma-yingjiu-may-resign-20141130/2539833.html

奇闻录 | 钓鱼国

据《京华时报》报道,吉林磐石一农民因为对国家赔偿数额不满,长年进京上访。当地政府干部以生活困难名义给了他一万元“息访费”,之后报案。这名农民被判构成敲诈勒索罪,处以有期徒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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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春生活照


吉林磐石农民景春因被羁押104天系错捕,获得当地法院支付赔偿金3000元,并一次性补偿8万元。景春对此数额不满,于2008年2月19日申请国家赔偿106万元。景春妻子刘金艳表示,景春一共被羁押了104天,如果按天算肯定算不到106万,但这一冤案对他们的家庭造成了深远影响。刘金艳说,当年为避风头,举家迁出磐石,家里的两亩菜地和价值3万元的房子贱卖,只得了6000元。两个儿子因家贫失学,分别是初中肄业和小学毕业。基于此,除了羁押104天的赔偿外,景春夫妇还索赔名誉权损害30万元、精神损害25万元、上访误工费22万、交通电话费等6万元、孩子失学前程受损6万元、财产损失10万元,以及律师费等其他损失。


之后他的请求遭驳回,从2010年起,他开始频繁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最高法院上访申诉。


景春频繁进京,地方大有压力。永宁村干部、石嘴镇副镇长于金锋,后来成为景春的信访包保负责人。


刘金艳转述景春的话称,于金锋最初劝他别进京上访,承诺会协调解决国赔问题。他陈述上访艰难,列举路费花销。于称,你这路费,政府给你补偿,以生活困难名义补钱。按照双方约定,景春收到补助金后写下收据,并保证近期不进京。


据刘金艳回忆,今年3月4日,景春接受了于金锋送来的一笔1万元现金,并写下收条,“今收到石嘴镇政府困难补助款1万元”。


随后,于金锋向警方报案。3月6日,景春被抓。4月11日,景春被以涉嫌敲诈勒索提起公诉。指控有两项:一是景春通过进京上访给政府施压,要求国家赔偿106万元;二是景春以进京上访为要挟,敲诈石嘴镇政府2.7万元(石嘴镇政府出具《证明》显示,先后支付景春5笔共2.7万元)。


6月10日,磐石市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此案,后于7月10日作出判决,认定景春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景春不服判决后上诉,二审驳回了景春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对于终审判决结果,景春情绪激动,当庭表示不服。景春家属及其辩护人昨天表示,他们将向吉林省高院提出申诉。


记者了解到,景春并不是国内第一个因“息访费”被定敲诈的上访者。据公开报道,山西临县马继文因“息访费”涉嫌敲诈勒索案,马继文后来上诉,吕梁市中院裁定发回重审。2010年1月,临县法院重审维持原判,上诉后,中院再次发回重审。2010年6月,马继文被莫名送回家,此案不了了之,再无重审消息。


来源: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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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曹思源——绝无仅有的中国体制外活动家

1997年曹思源访问纽约时与胡平、刘青合影。(胡平先生提供)

1997年曹思源访问纽约时与胡平、刘青合影。(胡平先生提供)



中国著名宪政学者、企业私有化学者、体制外政治活动家曹思源先生,2014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曹思源先生生前多次来纽约讲学、演说和交流,这里有他长达数十年的老朋友。在回忆曹思源的时候,他们有的称他为中国体制外推动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活动家;并都表示,对他追求自己认定事业的那种执着、热情和孜孜不倦印象深刻。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宪政学者陈小平是纽约三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认识曹思源的老朋友。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曹思源80年代推动通过《破产法》,以“曹破产”著称;这些年他又推动宪法改革,又被称为“曹宪政”。其实起草《破产法》不光他一个人,搞宪政改革的更多,为什么给他这样的赞誉呢,就是因为“他认准了一个目标总是全力以赴地去做,一段时间盯着一件事情做,不达目标不罢休。”


何频说,曹思源推动通过的《破产法》,是在中国产权还不明确、私有财产还未确立的情况下做成的,“但是因为有了《破产法》大家对私有财产的认识才会加深。而不是先确定了私有财产。这是曹思源对中国改革的贡献。”


没有人像他那么坚定、持久、热情


胡平说,80年代的环境比较开放当然是他成功推动《破产法》的很重要原因,但是曹思源“有创意的活动能力,使他做到了一般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何频也认为,“没有人像曹思源对自己认定的事业那么坚定、持久、具有热情。”


曹思源还以“院外活动家”著称。胡平说,虽然中国大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但是曹思源利用体制的力量和规定,对体制内的强硬派提出了挑战。


突出例子就是1989年六四镇压前李鹏政府宣布戒严后,曹思源推动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戒严法,胡平说,“他扮演了重要角色,草拟了公开信,跟高瑜一起征集签名,征集到57位人大常委的签名或委托签名。”


六四镇压的第一批被捕者


按照中国宪法,当时征集的签名已经远远超过法定人数。如果召开大人常委紧急会议,很有可能会推翻戒严法,这对当时的中共当局形成了真正的强大压力,何频说,“他的做法对中共来说非常紧张,为了不让这个会议召开,当时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外访回国时,让他停留在上海。”胡平说,“因此曹思源和高瑜成为六四镇压第一批被逮捕的人,他们在六月三日晚就被绑架了。”


明镜集团总裁何频说:“从现实角度来讲,他推动体制内的变革,有时比更有力量的体制外对抗更有实用价值。”


何频回忆了80年代中与曹思源认识的第一幕:“当时我在深圳法制报工作。我们在开一个研讨会,他来到会场散发推动破产法的传单。他给我的印象是头很大,说话嗓音很响,永远大大咧咧,完全旁若无人,他的形象很具有动画感。”


没有人比他取得了更多实质性成果


何频称他是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的绝无仅有的体制外活动家。“不像有些知识分子,他既是个推动者、又是个思想者,同时还做具体工作。所以从80年代改革开始到现在为止,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推动体制的具体变革的活动家。没有人持续的时间比他更长,没有人比他的贡献更大,也没有人比他取得了更多实质性成果。所以很多体制内的人愿意跟产生互动。他不完全是个反对派。”


也是在80年代认识曹思源的宪政学者陈小平说,曹思源是中国80年代最早倡导修改宪法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最早提出修改宪法10点建议”。


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


陈小平说“曹思源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他是学经济的,但他的兴趣大部分在政治问题上。一直到他去世前,他的这种浪漫情怀都没有改变。”


陈小平认为,曹思源提出的修宪、废除宪法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军队国家化、总统制,“都是相当的政治浪漫主义,怀有一种理想,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去追求这种理想。”陈小平说,如果说有成果的话,可能就是在宪法中写入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是唯一的一个”。


在明镜新闻网任执行总编的陈小平说,曹思源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倡导中国实行总统制的《中国需要总统制》,提出了“国家实行民选总统制,是解决‘党政分开’最可行最有效的选择。”


临终前倡导总统制


陈小平说,曹思源倡导总统制是因为来自习近平有可能平反六四的消息。“开始他并未对习政权看好。后来习阵营的人告诉他,今年六四25周年的镇压不是习干的,是别人让他背的黑锅。并且习也想对六四做个新的审视,但碍于党的集体领导,他无能为力。这是他提出这个总统制的起源。废除九龙治水,让他有更大权力,以解决棘手问题。”


曹思源的文章说“总统制下的总统一身兼任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总统制以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三项国家权力完全独立为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真想实现自己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我认为,实行总统制,是最好的也是最可行的突破口。为此,我建议,中国应当在较短的时间内确立总统制,从根本上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党政不分’的难题,从国家权力结构上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逐步得以实现。”


陈小平说,曹思源逝世前提出中国实行“总统制”是他浪漫主义的绝唱。“他想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固定在宪法里,虽有利于习近平集权,但也暗含了军队国家化,也会改变党国体制,把党主权变成人民主权、宪法主权,完全走的是宪政道路。”


不过陈小平表示,曹思源绝不是迎合政权,而是认为有助于推动其宪政理念;“他从来就是一个独立人士,他在中南海内做事多年,却从不接受官场那套东西,也没受那个体制的任何污染,而是跟他们格格不入。”


寄希望于体制的绝唱?


何频认为,“对曹思源个人来说,他的贡献的价值是很大的,但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来说,他的价值需要未来的证明。”


何频认为“由于体制内现在的每一次变革最终都是强化、固化了体制本身,而不是使体制显得更具开放性、灵活性,因此很多人不仅认为体制内的变革是没希望的,而且是不应该的。”


由此何频认为“曹思源的声音不仅是绝无仅有的,实际上也是越来越孤立的。像曹思源这样寄希望于体制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这也正是他逝世所具有的代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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